神奇的香港1975-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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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76，也是2076 。
《號外》和香港，彷彿處於時代的中間轉折點，過去50年奇蹟與創新不斷，繼後50年還看今天對明天的創想。由是，此刻記念《號外》1976年創刊，邁向50周年的歷史顯得無比重要。那是往昔的輝煌回望，更也是未來50年的啟示靈感。
在此背景下，《號外》於2025年將提出眾多重新活現能量，再次締造想像的有趣及有意思項目，這就是「號外50＋」的緣由，不僅50，而是繼往開來，無盡添加。
我們提出兩個重要IP：「號外50＋」是持續超過一年延伸至2026年的一連串預熱、回顧、活動、邀約、傳播，是號外50年的記錄及對未來50年的預期。最終導向是相關的展覽及連串分享活動。
另一是「號外LAB」，每月關注的大議題，立體輸出，包括平面雜誌、社交媒體、在綫交流、活動分享，全面介入生活。有美學主題分享、電影沙龍，甚至美食盛宴。通過「號外開箱」重現往日內容，又一起作出城市生活實驗。
這都源自《號外》那悠久的城市探索精神和時代背景，那是1975年至1976年前後的香港，放諸2025年至2026年，回溯這段經歷，或可得着更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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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香港新青年世代真正開展自己愛好與識見的歲月。先有1975年，溫拿樂隊在無綫電視有一檔節目叫《溫拿狂想曲》大受年青人歡迎，那長頭髮和喇叭褲早形成了一種新潮的標式。影响所及，這年他們主演由黃霑主創的電影《大家樂》和同名唱片也成了流行大熱。快餐也成為香港新引進正開始大行其道的餐飲方式，不需要再坐下來等禮貌和服務一般的侍應了，而是先到售賣台點餐付費，數分鐘以後自取食品，也不用等待結帳即可自行離開，更不用付小費。
「有了電話，你還寫信嗎。機械令人懶惰起來了。有了文字，人類不必再去記憶；有了書本，人類亦不願意思想。」西西1975年寫的《我城》首先通過「世代交替」的描述對時代的逆轉發出感嘆。文學是敏感的，西西以微小個體的平常瑣事來照見一個城市於普通節奏下看不出的變化脈動。
「我城」的討論，在小說出版近四十年後重新活化，可見文本及其所提出意象的前瞻性。過往，讀者未有這份切入，以為那只是有關於城市生活中的點滴記錄。到後來，香港人才開始以「何謂我城」的角度來思索自己和這城市的關係。以前，城非城。最多只是：城是家。過往我們習慣說：香港是我家；而非香港是我城。西西的敏感也是她的清醒，由始至終就知道這首先是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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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也有《兩個夠晒數》的著名宣傳運動，背景是提倡家庭生育計劃，亦即鼓勵節育，深化新家庭只生育兩名小孩作為一種新時代理想家庭構成的觀念，一方面打破華人家庭必須生男孩和人多好辦事的傳統，另方面是通過能預測生育量去更好計劃政府及社會開發資源。
最能象徵這段社會爆發期那熾熱競爭的，是繼無綫電視、麗的電視之後，香港第三間電視台佳藝電視的啟播。香港有足夠市場需求和廣告贊助來支持三間電視台嗎？讓一切歸於自由市場取決。無綫這邊也是劇種繁多，有古裝劇《清宮殘夢》、《紅樓夢》、《董小宛》、《巫山盟》；寫實劇《香港風情畫》和《73》 ，但都未能複製《啼笑因緣》那瘋狂的追劇風，無綫急待新的創意注入。這批劇集中，對音樂流行文化而言，最大的發現是幕後人盧國沾以填詞人身分「出道」，填寫了《巫山盟》主題曲和插曲《田園春夢》的歌詞。
一直處在邊緣的麗的電視以《十大奇案》開創了另一寫實新風，麥當雄、李兆熊等名字撐起了代表麗的迎戰五台山大戰的旗幟。佳視則公布了讓它名留香港電視史的佳話，要開拍《射雕英雄傳》，那是大受歡迎的金庸作品首次以電視劇姿態出現，可謂萬眾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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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卻發生在1976年。好像自己和城市的生命，就在這時正式開始。那再非無關痛癢的一年。70年代於香港的重要性，是那麼一整代人的冒險、勤奮、想像與實踐，同時也事過境遷，當我們在喝一口普魯斯特式的暖茶時，娓娓道來，你總會感受到那種猶如彈珠玩偶失落了的淡淡情懷。
香港精神與身份的高度萌發，難道不是同在這1976的轉折？此前，香港的年輕氣息也是鮮明的，但這刻我們說的，是進步文明、審美精緻、國際視野、生猛無邊，融合起來開始帶一種「香港自我意識」的本地創意，並持續以「香港特色」擴散並發揮着影响力。
電影新浪潮的闖將們已在電視台磨拳擦掌。佳視（雖然78年就倒閉）播出了首部改編自金庸的電視武俠劇《射鵰英雄傳》。觀眾開始要看準時刻，適時轉台去追看不同節目。《狂潮》捧紅了尚屬新人的周潤發。有關佳視推出《射雕英雄傳》的挑戰，無線以王天林主創，全台群星盡出的《書劍恩仇錄》回敬。電視撈飯，是的，就是這樣，成為習慣。沒有連續劇就沒有電視撈飯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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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前後實是香港成為今天我們熟悉的香港的重要分水領。南來的普通市民——當然我說的是那些60年代前就因為各種原因被動來到這裡的一輩，好些日夜思量着，過一陣子就能離開香港回到故鄉——有不少還未搞清楚是否要把這片土地視為家。就是在1976年以後，基於跨域流動的自由稍為放鬆，反而造就新一波的人口輸入。本身已逗留的人，在看過形勢後，更產生一種「不回去就不回去」的結論，既然遠離了之前的家，就得在這裡重新建一個家。好吧，既然是自己的家，總要把它弄好。大家要為這片土地的未來著想了，因為這裡不再是過客之所。 香港再非借來，而是變成自己擁有的。
最能表現這種真正把香港視作家的大規模政府規劃，是「居者有其屋」建屋計劃。不同於租用公共房屋，蓋好以後的「居屋」，將可變成香港人擁有的物業。政府同時也發展衛星城市以增加供應及分散居住地區來解決普遍住屋問題，同時擴大了香港的人口容量和活動版圖。這和兩年後1978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形成政策配合。居於此中，香港人把建造城市和培育下一代的未來視為重要責任。香港，再不是單單的移民城市。新的以「香港人」自居的一代，將長居於此。
正式的二次大戰後即主要為50年代生的babyboomer長大了，他們除了環境以外，還需要一種精神的認同。與其說那是種情感寄託，不如說是每一代人需要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與功業。本地的原創與包裝影响力開始跨界。相比起近鄰地區，香港的一切流行文化都顯得更為國際化又先進。它的電影它的音樂開始擴散。那一代從零開始，是艱苦的，但萬事可能。那是這個城市第一個黃金時代的開始。
似乎今天所說的香港精神，就是源於那段日子了。除了電視台三台鼎立的高光時刻，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原始誕生，也應提前至1976年，梁普智執導的《跳灰》早就預告了三年後香港年青導演的破格勢頭。
1976年除了體育運動方興未艾，由政府參與推廣的文娛康樂設施也越見起色，多項文化活動與建設已在醞釀，市政局正努力策動下一年的第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中心也差不多要落成。香港也有了一本只會在香港出現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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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創刊的《號外》的確劃時代。它跟曾經風光的《中國學生周報》和正在聚眾的《年青人周報》不一樣。半唐番是一個新的响往風格標準。《中國學生周報》雖有美資的間接參與，亦引介西洋理論思嘲，但在排版到腔調，那都不太具香港新時代特色。
眼光開始闊大的香港，開始以國際都市自居的香港，更需要的是一份至少看來思想進步，間或cynical而有態度，又充份把握到這朝氣蓬勃城市那最前衛小圈子趣味的雜誌。選擇中英文夾雜不僅是《號外》特色，更為本質是：那正是當時進步香港人的共通言談和思維特質。
後來《號外》創辦人陳冠中說：自那時始，我們才大大聲叫自己做香港人。而對一個小學生來說，1976年要看懂《號外》是強人所難，但這不影响小讀者對未知新領域的好奇。大約晚至1983年，我才在商業電台聽到《時空穿梭三小時》這節目和後來的《嘉士伯星期日號外》，主持的有陳欣健、岑建勳、丘世文、劉天蘭等，第一次聽到cliche這個字，開展了新的一段文化冒險。
其時中國將認真又注重實利地開放，給到香港以致世界無盡的新機會與期望。香港政府尤其要為香港普通市民製造希望，辦法之一，是新設獎券管理局開辦六合彩，讓香港人每周都擁有一個橫財夢。
然後同一年還有鄧麗君。她到香港開演唱會，但錄有她歌聲的那些卡式帶，早已輾轉流過羅湖橋和所有中國沿岸關卡。接近二十年之後，她會在另一個陌生的小島死於非命。
同一個1976年，香港電影票房最好的電影繼續是許氏兄弟作品《半斤八兩》。「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唱响了追求財富的價值觀。現代化的輕鬆喜劇已取締戲曲粵劇和國語片，成為不可逆轉的新電影風尚。任白主演由吴宇森執導的《帝女花》算是一種謝幕。
無綫在長劇《狂潮》以外，也是多元發展，有名的菲林組拍攝了《CID》、《北斗星》、《七女性》等個性化更強的現實故事劇集，導演有譚家明、許鞍華、嚴浩等。甘國亮也帶來了《少年十五二十時》、《諸事丁》、《甜姐兒》。可說是香港電視年代最百花齊放的時刻。
同年，林良蕙當選香港小姐，最上鏡小姐繆騫人。黃霑和林燕妮合作開創「黃與林廣告公司」。《兩個夠晒數》的著名宣傳歌正是由黃霑包辦曲詞（「生仔也好 生女也好 兩個已經夠晒數」）。越南長大，美國唸書的徐克回到香港發展。珍寶海鮮舫開業。
到了1977，像有了方向與目標，香港全力前進，文化藝術娛樂新政與場地相繼推出。香港藝術中心成立，一個大型的民間藝術機構，跨過政府主導的局限，提供更為彈性及專業的文化藝術相關活動。位於灣仔新填海土地港灣道的會址，周邊會成為港島區集中的重點藝文開發區與大型活動場地。第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也極大幅度提升了香港電影觀眾的觀影視野，將來香港國際電影節也會成為8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電影給世界察看的主要窗口。《號外》已踏入第二年，當時的文青一輩摺起衣䄂，紛紛投進新興的文化產業，一種神奇的效率彈性與活力同時出現了。
#號外50＋系列之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