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味道？我不知道。
我甚至連它的真實用途也不知道。只知道，當我在1994年某天去辦入學手續期間，職員叫我連隨揀埋想入邊間書院，我的第一兼唯一選擇都是新亞書院。
認識新亞是因為唐君毅。如果你跟我一樣咁老，兼在90年代初升讀預科，應該有讀過一個新的AS Level學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當中有六篇指定課文，其中一篇《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作者是唐君毅（其餘五篇我統統忘記了）。
我是文科生，有修中史，其中一本指定參考書是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很薄，在中六開學日那個晚上，我已經睇完——冇錯，只是睇，當小說咁睇，睇得並不深入。
但因為這一篇文和這一本書，讓我知道了兩個名字：唐君毅和錢穆，知道了他們有份創辦新亞書院；後來又知道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人所代表的新儒家（錢穆拒絕簽署象徵新儒家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引起不少爭議，但這一篇不是探討思想史的文章，不贅了）……「新亞」這名字，一早印在腦海裡。
1994年我終於成為了大學生，修讀歷史系。問心，對於學術我沒有任何抱負，只覺得大學生這身份，是第時搵工的Basic Requirement。
O Day那一天，日光滿地，系內兩個同屬新亞的師姐，帶我們參觀書院，去人文館、去錢穆圖書館（當年歷史系參考書其實收藏在聯合書院的胡忠圖書館，錢Lib的藏書主要是中文系、哲學系和藝術系專用）、去新亞Canteen（期間師姐叮囑我們盡量不要幫襯因為相當難食），去樂群館——期間經過那座水塔，我疑惑，疑惑它的用途，但我冇問，怕被師姐和同學嫌我低能。
那時候，還沒有二號橋。
Year 1上學期，我參加了新亞國術會。每逢周二和周四兩晚，就付出三粒鐘，在水塔附近的一塊空地，學蔡李佛，學習過程，極甘——基本上做完頭一粒鐘的熱身已經散晒，但之後嗰兩粒鐘原來才是攞命，而更攞命的是，期間不時有女同學經過（那塊空地，是去女生宿舍學思樓的必經之地），看著正為武術搞到身水身汗的我們，女同學不是忍唔住笑，就是當我們怪人。我覺得很受侮辱。
結果（因為怕辛苦和怕被女同學笑），我放棄了國術，專心學術——其實是專心看跟本科無關的書。唔使一個學期，我已明白自己揀錯科，我喜歡的不是歷史而是哲學，於是每逢上完堂，就獨個兒踎在錢穆圖書館，在放滿哲學書的書架搵書睇，睇到餓，就去新亞Canteen食碟黑椒牛扒飯食飽，又匿返去錢Lib，睇到晚上10點打烊，沿山路，行落火車站。我從來沒有嗌同學陪我，因為我較熟落的同學，都先後成功溝女專心拍拖。
那肯定是我成世人最寂寞但又最快樂的日子。寂寞來自冇女，快樂源自無憂無慮，無憂無慮地去看哲學書，而且不含任何功利目的。一切都很純粹。大學生，就是應該擁有一份純粹。純粹的熱情，純粹的盼望，純粹的追尋。
而且應該擁有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我讀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時讀到的，他說，知識份子就是一批擁有憂患意識的人，以致他們對所處時代有著一般人未必會有的深切感受。好記得，當讀到這一部份時，我成個人呆咗，不由自主地，走出圖書館，面前是一個星空，一個人都沒有，只有風吹過樹葉時的聲響，而神秘的新亞水塔佇立著，我似乎感受到一點什麼，感受到當年唐君毅、牟宗三、錢穆一班學者南來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熱忱，當堂起晒雞皮，一種源自感動的雞皮。那一夜的雞皮，延續了兩年多，直到畢業，搵工，返工，消失殆盡。我變成了一個社會上的人，一種被存在主義者指出，放眼皆是，沒個性的人。我憂的，只是份工；患得患失的，只是加薪幅度。
2019年11月12日我再一次起雞皮。過去我所認知的「憂患」，原來只是一個沒有實質意義卻又被我嚴重浪漫化的詞語；很多年之後，身處二號橋的他們，反而真的如實地活在憂患，而又因為憂患，無懼抵擋過千枚催淚彈。
水塔以至整個學園，都有著催淚的滋味。要怪只能怪，時代那麼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