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世界是為面對現實而準備的。這個講法似乎過強，把純藝術推拒在外，我們依然可以在極簡主義或超現實的造型藝術中投神良久，甚至在音樂情緒中沉醉至死，但戲劇總有結局，就算是連演一星期的史詩劇，亦會有完結的時刻。這時候我們就要回到現實，迫著走回街頭面對社會。然後，戲劇能為現實準備一些什麼？可以是悲劇的淨化或喜劇的優越感，或更多是我們看到別人生活中某方面的橫切面，從而更理解現實。如何切入及選取，就是最大的戲劇問題，尤其在政治雜亂的時勢，戲劇可以讓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立場，不同視角，甚至同一人的不同心理面向，這樣剖解下的一家三口，如何應對中港之間的種種生活壓迫，就成為《放逐》的主題。
故事講述在中國工作的父親，在香港難產的母親，以及在雨傘革命期間被迫抗爭的兒子兩代三人的生活掙扎，父母一代的描寫，分別以人的表面言行及內心獨白中的情感矛盾為核心，從中看到時勢政局及社會狀況，如何與人的內在自我拉扯及斷裂，父親由一個工作主管面對意外而必須冷血處理，但內心因為意識形態及良知兩種傾向而變得糾結，從這種二分，中國人民因社會發展而變得非人性的深層次矛盾，就在戲劇性的獨白中清楚發現。母親一面則在整個人生的成長進程觀看，分別以兒時開始的成長日記，到成為母親為子擔憂的點點滴滴同時表述，直至最後兩者同步，整個隨香港社會發展的生命經歷完整連結起來，當中與父親不同的，是歷時的情感變化，以及作為母親的身份認同如何建立，是全劇情感處理最濃郁的部份，作為男性編劇，這部份的女性視野及心態描述得相當細緻，感人至深而不需以情緒化的對白，而是女性關心之生活瑣事如何以情感發展而變化和動人。戲劇以極簡的舞台動作及相當約束的象徵物，令人留意演員所演繹對白中的力量。
到了下一代的兒子，模式稍為改變，以兒子主觀表述，女友的側觀以及流浪狗群三方的視角，形成雨傘抗爭時期香港的艱難狀況。對比起上一代父母的內外矛盾及人生歷程，兒子更集中於人際間及人與社會間的矛盾，以及流浪狗作為「放逐」點題性的象徵，從狗被趕出家園走投無路，折射2014中香港人面對催淚彈「驅逐」的無助無家感。毫無疑問，這部份幾近過去，在最紛亂的時間重看一切的源頭，最為當下人們所理解，但同時亦因大家早已理解，而時局發展非常快，重演14年革命揭幕的劇碼就不顯新穎甚至過時。這是政治相關的劇場最需要面對的困難，當抗爭訊息流變不止，發展比人走得更快時，需要寫下並排練的戲劇往往不能太貼近，可以在歷史上，觀點上，甚或美學上拉開距離，這正是《放逐》想達到的，並由社會回到個體的被逐靈魂中。
然而，要拉開距離確不容易。本劇其中一位演員宋本浩在演出前一星期被拘捕，並在過程中受傷，以至第一星期的演出只能透過旁白，指示出他本來的位置及動作對白，但演員卻默默坐在觀眾席。明明現場需要他，本應要有他，但在被打壓下，只能被退場，無聲無力的觀看著，抗命中香港亦一樣，這種打壓、滅聲將會愈來愈多，這是對一整個地方人民的《放逐》。幸運地，第二星期演員終可帶傷上陣，成功完成演出，通過演出的能量，我們能感受到劇場帶來的堅持與希望，戲劇靜靜告終，觀眾走到更荒誕的現實時，總希望現在被打壓的香港，和所有受傷的香港人，亦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