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能夠為人類社會整體發展付出，甚至流血，另一種人坐享其成。
我們現在擁有的很多基本權利，都是最近幾十年經過無數人的積極抗爭乃至犧牲而換取得來的。
法國人擁有兩個多世紀為民主和人權抗爭的歷史。然而，直至1945年，該國才立法保障女性的選舉權，到了1950年代，當地的工人才首次獲得有薪假期。自去年年底開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已經持續了八個多月，期間不時演化成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武裝衝突，但法國人卻對此不以為意，因為他們很理解那是民眾自由表達意見的方式和權利。在西方民主社會，此類民眾與執政者之間的深層次矛盾最終大部份都會順利化解，因為就算總統堅拒問責下台，來屆大選也不會再獲得多數選民授權連任。
在一些民主程度更高的國家例如瑞士，政府甚至不設總統職位，最高行政機關由民選議會委任代表不同黨派的七名委員組成，委員會主席好像聯合國大會主席一樣沒有特權，由各個委員每年輪任。瑞士聯邦委員會雖負責政府日常運作事務，遇上具爭議性的議題卻不會猶疑，馬上舉行全民公投。原來瑞士一年平均舉行大約四次公投，人民不會覺得煩厭，反而政府施政獲得足夠民意授權，推行起來自然更容易和順暢。
當然，羅馬非一日建成，瑞士人都曾經為這種相對理想的政治制度付出過不少光陰和代價。我在瑞士也親身經歷過遊行示威，親眼見過防暴警察發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但瑞士人會不會因為擔心防暴隊和催淚彈會嚇跑投資者和觀光客，而放棄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呢？當然不會。相反，一個城巿的經濟文化能夠蓬勃發展，很多時都是建基於當地人民生活上所享有的各種自由。正如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很多歐洲知識份子寧願離開當時的政治經濟都會如巴黎、米蘭、威尼斯，逃難去山旮旯的日內瓦和蘇黎世等自由城邦重建新生活，直接使到那些二三線山區鄉下城鎮經濟起飛。
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何嘗不是以相似的方式崛起？只不過她現正以相反的方式沉淪。
倪匡在回歸前講過，提議當時的香港人向英國政府索取一個小島居住，讓恐共又沒有居英權的香港人移民過去，三十年後就可以建成另一個香港。最後，這種非主流的想法固然沒有獲得合理的關注，現在香港人已是追悔莫及。套用相同邏輯，如果台灣將來真如郭台銘所講會開放香港人的移民限制，三十年後我想台中、台南都會好像溫哥華、多倫多那樣變成另一個香港。
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不少香港人都有一份強大的無力感，正因為身邊有太多坐享其成的人。這種人很快會逐步增長成為比例上的大多數，為了各種實利自願放棄一國兩制、目前享有的各種人身自由，以及其本來的香港人身份，而全身投入成為所謂的新香港人或者大灣區人。到時，特區政府才會對政改讓步，認為循序漸進實行雙普選的時機成熟了，因為那時新香港人對於已經運作嫻熟的選舉機器諸如DQ、種票、蛇齋餅粽、人面辨識行為監控、社會信譽評級系統等等，老早習以為常，到底不會有任何意見。
所以，今日勇武抗爭方會形成。因為有一群香港人不甘心見到社會繼續沉淪，才會選擇採用一種比較激進而不討好，乃至以武抗暴的行為，去捍衛一國兩制，去爭取基本法承諾給予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
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曾於其著名的《伯明翰獄中書信》中說：「在黑人邁向自由的道路上，他們的絆腳石不是白人公民議會或是三K黨，而是白人的溫和派。他們奉行的是所謂的『秩序』，而非公正；他們選擇要沒有緊張氣氛的消極的太平，而不要公正的積極的太平。」又說：「我們親歷的苦難告訴我們，壓迫者永遠不會自願給予被壓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壓迫者去爭取的。」
當下的香港社會，政治投機者當道，指鹿為馬常見，若然老是著重於被濫用作捍衛威權管治用的「法例」和「秩序」，只會讓人忘記人類天生懂得分辨善惡和判斷公義的能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有些人願意為共同的目標、高尚的理想而超額付出，甚至犧牲，其他人就算不認同方法，至少也須表示尊重。皆因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都是前輩義人烈士出入監房交換得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