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
下筆之際，立法會這唯一有規有矩、設定制度方圓的地方終於宣佈淪陷（用上「終於」，是因為早料到有此一天），議事規則被胡亂修改，朋友笑言日後球員、龍門、球證、甚至阿叻都全部屬於建制的一方；說罷，除了沉默，我們好像都無能為力。
社會正處於威權當前，極權臨近的崩潰狀，在這時勢以30 版篇幅的封面故事跟你談何謂「EMPOWERMENT」，的確十分左膠、十分阿Q，但假如連EMPOWER自己的意志都失去的話，就等如接受安安份份地做隻被圈養的豬，把所有價值通通射上雲端，雙腳離地，以後集體意識由政府來形塑，隨政權的心情被肆意貶成低端人口，或被安置在一個虛假的和平盛世中⋯⋯你願意服從嗎？
「極權文化嘗試壓抑和消滅的，包括保障個人及社群的自由和權利的各種體制與法規，以及民眾的自主意欲和能力。因此，想抗拒要改造（或毀壞）人性的極權文化大計，需要想方設法改變令社群及個人陷入無力的情感狀態，並同時編織與強化能守護人權自由的體制。」許寶強在今期專文如是說。
BE EMPOWERED，或中文的賦權、培力，就是可行的方法。挪用許寶強的語言，「守護及擴大民眾不順服的權利」，總比犬儒的無力更有意思。
我們專訪了程展緯、黎明、施英倫與何潔泓，透過他們的個人經歷與行動，體現如何SELF-EMPOWERED，也EMPOWER 別人，老土一點說，就是「做個勇敢的香港人」，每個人都做好自己，梳理出更符合民主、公義的社會願景。
黎明：#metoo，免於恐懼的覺醒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仔細的情節我不想再深入觸及，我不希望對方的家庭再受此事纏擾。」黎明（Minnie）在發表長文《一個性騷擾受害者的覺醒》之後，同意接受我們的訪問，前提是要集中談覺醒以及其引申的思考，我說好，同時又打開了電腦，重溫那洋洋灑灑數千字－－一般人花15分鐘就可看完，然後關掉頁面－－這動作與過程應該有上萬個網民做過，我不禁思忖，這些跟事主愫未謀面的人，將如何用15分鐘去理解Minnie所經歷的七年。
「我細個都俾老師摸過面仔，等我寫篇文去聲討佢先。」
「唓，咁你嗰陣又同佢單獨相處？」
「做乜唔報警？口同鼻拗。搏見報？」
跟運動員呂麗瑤和十優港姐麥明詩公開#metoo經歷後的反應不同，嗜血的媒體與讀者未有來襲，Minnie的文章底下似是風平浪靜，我未敢評定這是幸或不幸，只知道無論怎樣，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跟無數#metoo裡的主角一樣，「不知道為什麼，我心中隱隱預感到，不會有人真的出手保護我，在這件事上，我只有自己一個人。」minnie在文章裡如是說。
「我不是為了#metoo而寫的，#metoo並不代表一種聲討，更多的是吶喊。」#metoo movement 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封面題為「silence breakers」，剛好與Minnie所說的相同，「我對metoo的理解反而是：你終於不是孤單一人。這種empowerment 並不需要通過你親自寫出來，而是發現他人有相似經歷後勇於發聲，代你打破沉默，已經是心靈上莫大的安慰。」
憐憫與寬恕 大家都是性侵的共謀
事情發生斷斷續續七年之多，minnie與對方本身是朋友，每次騷擾以後，任minnie如何嚴辭說明自己對肢體觸碰非常反感，對方總是行禮如儀地道歉，然後又重拖故技，二人絕交又和好過，即使minnie 選擇離開大家的朋友圈子，對方仍窮追不捨的在新圈子捕獲她。「假如一個陌生的阿伯伸手摸你，你大聲喝斥他就是。我顧慮，是因為他是我的朋友，他曾努力修補關係，所以我又再信任他。」
Minnie是個基督教徒，在信仰裡，神主張愛、寬恕、和解，她一度覺得，性騷擾的發生也許就是上天給她試煉，讓她見證，「那時對信仰的理解很稚嫩，教會也非常強調慈悲與憐憫，於是大家都曲解它，只為了活出好的見證。我想講，明明除了好憐憫之外，還有行公義啊！為什麼忽略它？我想可能是行公義的話，一定有人要受罰，會招致內部的不和諧。」這也解釋了為甚麼當初minnie跟同屬教會的朋友提及時，朋友都顯得愛莫能助，還勸她不要想太多。
然而教友的反應教minnie感到最難受，「他們覺得我處心積慮去做這件事。文章發佈後，大家紛紛傳來私訊，我以為會是關心的說話，誰知不少人都問我，為何事隔多時仍然要重提。」原來大家關心的，是關乎教會面子的問題，「他們說感覺像被betray了，我從沒有在朋友圈提過此事，他們覺得我忽然『爆料』，所以問我為什麼不『內部解決』，這樣做有損形象。」當大家以為所謂的性解放已經幾十年，想不到，社會上還是有人為保聖潔高尚，將保守陳腐的力量牢牢穩固住。
「教會裡總是有個father figure，地位很高，他可以牽你的手去祈禱，少不免一點肢體接觸。或許這都是出自好的意圖。但是，被安慰的人是否覺得舒服呢？異性同性也好，進行這些行為前是否應得到對方的consent呢？教會團體裡根本不存在discourse，一切都是榜樣、權威，然後大家就學會這一套去實踐......你無法抵抗，你只有接受。」
「這已經不是騷擾者個人有多壞的問題，根本整個群體、社會文化出了問題。假如群體對性侵完全沒有sensitivity，意識不到它的嚴重性，又或認為群體的和諧、正面形象比起個體更為重要的話，根本在縱容性侵者作惡下去，大家都是性侵的共謀。」
社會要我做個潔白無瑕的受害者
Minnie修畢PHD後，現於中文大學任社會學講師，對社會學、性別理論及相關議題早有研究，也自有一番見解，她稱即使有這樣的閱歷「backup」，面對性侵事件，自己仍會因為很多顧慮而噤聲，試想像一般女性，她們的心理關口一定更大，「要夠assertive、自信，不能被人窒兩句就收聲，否則你根本無法面對。好難，真係好難。」很多時，性侵受害者在事後遭受來自朋輩、審訊、輿論的第二次、第三次傷害，遠遠比事件本身還要嚴重，這也是他們選擇不如將傷痛長埋心底的原因。「在你打破沉默之前，已經預計到接下來每一關都難過。社會對女性仍然存有莫名其妙的教條：女仔應好好保護自己、不應穿著暴露、不應夜歸、或隨便答應陌生人約會，行為要檢點。即使是受害者，也要做個無瑕、純潔的受害者，必需把能做的、能反抗的盡力做過，你才算是個值得獲得支持的受害者。」
#metoo 是令人不適的一面鏡
公開經歷以後，Minnie積極邀請了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跟進事件，亦促請教會早日成立有效的機制，防治性騷擾行為。「為何女性要走到這一步，才有人願意認真正視問題？」身處香港這個國際城市，或許大家都有「性別平權早就達成」的錯覺，minnie指出，其實香港社會在性別意識上非常落後兼保守，metoo 猶如一面鏡，映照出很多令人不適的真相。
「有人話未審先判，令男性人人自危、侵犯男權；有人話女人趁此追求特權，打著女性主義的旗幟企圖盡得好處，還舉例說明香港悍女當道：例如『有樓有高潮』的Season、『港女狂摑跪地男友』等等。但你看清楚，這些例子跟女權有關嗎？它所表現出來的，正正是內化的父權社會價值觀，男人不能示弱，買唔起樓會被女人嫌棄......不要以為父權只會壓逼女性，它一樣在壓逼男性。」她認為metoo惹來反撲聲音，是因為不理解社會結構的現狀。「男士們受夠壓逼的話，更應該要站出來，支持女權。」
「大家都知道，當受害人決定訴諸司法解決，刑事控告過程又長又複雜，或可能搞一大輪都未能立案，身為受害人，真的要為討回『公義』，去接受二、三次傷害，自我怪責，反省再反省，去尋求司法解決嗎？大家不想被公審，不想被誣告，就應該去支持修繕審訊、處理性侵案件司法／執法的流程，令法制得以整全，而不是將這些恐懼錯誤投射在受害者、metoo、女權運動之上。」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Minnie最後補上了總結。
程展緯：藝術介入打工仔維權 重奪勞動尊嚴
想像你是商戶的客戶服務經理，每日打開電郵，處理大小投訴習以為常。一天，你收到署名為程展緯的一封信，要求你「盡快為收銀員提供椅子」，你開始皺眉：這個人真多事，坐喺度點收銀？廿幾間分店怎安排？上頭會否批錢買櫈？......
以上，員工手冊沒有教，你開始不知所措，你開始思疑，程展緯是誰？為什麼要聽取他的建議？
是的，只要你開始思考，程展緯的心願就達成了一半。營役日常中很多事，白馬過隙了無痕跡，但他察覺到日常中的不尋常，然後以藝術介入打工仔維權之路：一張椅，關乎到勞動尊嚴，由此引申至「打工仔是命運共同體」的想像，再思索如何以集體力量，倡議爭取勞動者權益，抵抗資本社會的邏輯。這印證了藝術的無用之用，不但為社會提供想像，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社會價值。
一張櫈所承載的勞動尊嚴
「有次去博物館，發覺平日當值的保安員心情麻麻，剛好自己心情也很壞，隨便寒暄兩句，對方告訴我，無櫈坐，好攰。」平日我們都以消費者身份看世界，對此不會為意，但程展緯本能反應過來，於是在展覽的來賓簽名冊上寫下給保安員提供櫈的建議，後來更在《明報》發出公開信，又到博物館收集訪客簽名，更考了保安牌照去親身體驗當中的不適。他發現，原來一個人都成為「壓力團體」。
時為2007年，正值議會討論最低工資的時候，「我看到勞方在談判桌上尊嚴盡失。在我看來，為所有需要站立工作的人爭取一張櫈，比起在權力角力下掙回來的$2升幅更來得窩心。」
成功爭取之後，程展緯開始將戰線伸延到其他商戶去，我們每天光顧的便利店、超級市場、戲院等，他興致勃勃聊到勝利的例子，「調景嶺圖書館啦，大埔大快活啦，很多時我一去信，過一排就見到有櫈了。有時只是僱主未有為意，員工也因職場壓力不去開口要求。當然，亦有好大部份僱主好頑強，我唯有另覓方法，搞......呀唔係，做大佢。」
說的是去年7月，他真的去信勞工處，要求當局就此立法及設定指引，包括將「長期站立導致下肢勞損」訂為法定工傷，當局遲遲未覆，他就去聯絡時代廣場及海港城這兩大商場巨無霸，希望在商場外牆屏幕登廣告促請局方回信，錢也備好了，他在擬好的文案中寫道，「讓時代廣場廣告的輻射穿透每個無感官員的心，為聖誕帶來一個城市寓言。」當然，商場廣告部沒有本事去接下這單生意。
在平日用來示愛的平台爭取勞工權益，何嘗不是更大的愛？
「放咗工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群組
「我相信做創作的人都很重視自主度。你比幾多錢我係另一回事。重奪一張櫈，就等於對員工的信任，聽落似是無關痛癢，但已經是重奪自主的關鍵一著。」勞動階層如此，藝術家也一樣，社會上大部份的人本來就是打工仔，程展緯大膽作了一個假設，「我們都一樣都是打工仔，只是有些放咗工，另一些未放工。這是社會生態的輪迴，也是宿命。」聽落非常悲哀，卻真實。
搞工運，好容易將自己變成他者，變成「我幫你」，程展緯成立「放咗工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群組」，希望找出社會上的最大公因數，「見到別人職場上的宿命，也就等於看見自己的宿命，視此為一體，才夠力量跟資本主義架構作出對話、挑戰。」
家住大埔的他帶我們到寶湖路附近參觀他的新作。現在大多數清潔工都是老年人，體力不足容易受傷，於是他在垃圾桶上貼了一張聖誕帽狀的貼紙，呼籲街坊不要把垃圾亂堆，更發動民間設計改造行動，為垃圾桶加上錫箔紙盤，方便工友清理煙灰。
「要做的事實在太多」，訪問中他重複此話不下三次，香港人經歷過雨傘運動，體驗過集體賦權的力量，知道這種力量必需要遍地開花，卻苦無有效良方。「問題是雨傘後立場太多，無法再重新整合，不如思索一下社會的共同力量在哪裡。」回想佔領的日子，總是像烏托邦般美好，「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你必須要將所有論述放回去日常。資本主義也好，威權統治也好，這些都是日常。」
就是要你不知所措
「我做事有個方法嘅。」程展緯回想當年在香港藝術館示威，一件瘀事令他對運動的部署重新反思，「2009年，我們不滿藝術館用公帑幫LV作展覽經費，所以去示威，打算喊喊口號。誰知到現場後如入無人之境，竟然可走到平台去。可是我手上只有一張A4紙，當下完全失去了想像力，不知所措。」
說罷他面露尷尬神色，「我告訴自己，抗爭現場，不知所措的應該是對方，而不可以是我！」
舉A4紙事件後，他想起了梁穎禮；這位在東北案中被判入獄的少年，因為跟心理醫生提到「覺得甘神父Franco Mella和程展緯值得尊重」，被判斷為「有反社會人格傾向、精神紊亂」。程展緯的語速忽然慢下來，「我們是在這次LV示威後認識的。」
「當年他已經在搞民間電台了。由一個工廠區夾band 的band 仔，想像到以電台去整合社區，這是非常勁、非常遠大的想法。他是我的學習對象，我很珍惜跟他的相遇。」一直滔滔不絕的他呷了一口咖啡，「回應你一開始問我『點解要關心勞工？』我個答案係，因為感動，因為有前人做過，這種感動會一個傳一個地感染大家。」
打工仔作為命運共同體
「我們自幼就落入不斷的競賽：鬥考試、鬥入學、鬥向上流，人與人之間用競爭方法共存。見到別人失敗，你只會理解為對方『不夠努力』，忽略了社會制度不公。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大家可曾想過怎樣一齊贏、一齊向上流？」程展緯覺得是時候轉念，「陳茂波都話佢細個鄉村大，之後點努力......佢只係脫離左某個階級（class），這是是一個從社會中剝離、拋棄的過程。」他寄望，打工仔這個命運共同的力量，至少可以步向一個更有凝聚力的社會。
就社運之路，他不評論任何路線孰好孰壞，但認為可以找到更多出口，「我們被一個議題重鎚擊倒，人心渙散。是的，普選議題、政制改革當然要顧及，但它不能成為唯一的路線，主流指標以外也要尋求更多指標去推進。些想像，如果有一萬人為了『保安員無櫈坐』而出來圍政總，我們就真的得到民主了。因為社會已經徹底改變，這是質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