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時期特別做法。今年的金像獎因為疫情而推遲，最後改為在網上公佈獎項。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用了短短十來分鐘時間宣佈了所有的獎項，沒有了走紅地氈，沒有了公佈獎項時給予入圍者的特寫鏡頭，也沒有了感動流淚或激情四射的獲獎感言。周冠威自爭議性電影《十年》之後，首度完成的長片《幻愛》，此屆亦有多項提名。他像所有人一樣，坐在電腦前看完了整個頒獎過程，最終他的電影顆粒無收。對於獎項，他沒有太大的寄望，也沒有太大的失落，對於他來說，有更多東西比獎項重要，譬如健康，譬如電影本身。
被迫參與一場賭博
「這樣的頒獎禮反而更好，令我更加以平常心去面對。」
但疫情帶來的，不僅是一場沒有任何排場和明星的頒獎禮，也帶來電影業的停頓，對周冠威最大的影響，是《幻愛》要推遲上映，即使電影院重開、《幻愛》獲得排片，因社交距離政策和影院票價減價，票房會造成多大影響仍難以估計。他形容，這是一場被迫參與的賭博，而他對電影收回成本的信心並不高。「這部電影98%可能會蝕本。」他悲觀，但仍然留了2%的盼望，不想「睇死啲嘢」。《十年》上映的時候，他也是差不多的心態，但得到了預想不到的結果。
他其實更希望自己的電影能穩穩陣陣，讓投資者能至少收回成本──這樣香港電影才不至不斷陷入做慈善的怪圈裡。
《幻愛》的投資並不大，但收回成本則至少要有一千萬的票房。過去幾年，香港電影在本地市場破千萬票房的，本就寥寥可數，如今遇上疫情，變數就更大了。而自《十年》之後，從演藝學院畢業多年的周冠威，也遇到了其事業上最大的障礙之一，被大陸封殺，大多數電影公司都不敢投資給他。他手上其實還有多個已經完成的劇本，暫時只有愛情題材的《幻愛》獲得了投資拍攝。雖然吃了很多閉門羹，一路磕磕碰碰，但封殺沒能扼殺他的創作。作為電影人，這是成功還是失敗？
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
成與敗，周冠威自己看得並沒有那麼重，最終結果如何非他首要的考量。「首先必須是自己好想做，好有熱情去做。如果我才華不夠，我可以去戲院做一個帶位員，那不代表失敗；如果上天多給我一點才華，那我就再多做一點。」如果要說失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其實是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小時候說話有問題，有些字發音不準，總是遭到別人的嘲笑，那是一個孤獨、自卑的童年，加上反叛，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動過輕生的念頭。他不滿意學校不教他想學的東西，卻要強迫他去學習沒有興趣的東西，後來把這個失敗者從教育制度下拯救出來的，正是電影。《畢業生》、《蕩母癡兒》、《2001太空漫遊》、《兩生花》……世界原來充滿奧妙和神祕，連電影大師都仍在探索，自己又談何放棄？「我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一起去探索。如果說我找不到存在意義的話，可能我去尋找存在意義，就是存在的意義。」周冠威說，「學校沒教我什麼是愛，什麼是寬恕，是電影教我的；學校裡沒教我公義，也是電影教我的。」
去了讀電影後，周冠威擺脫了教育制度給予他的挫敗感，電影世界沒有「考試」，卻不見得更純淨，成功和失敗的概念，還是如影隨形。「我要站得穩，拿獎受矚目的時候，不要自誇；看似失敗，又輸了獎時也不要氣餒。電影本身就不應該是一個比賽。」
電影上映不代表創作完結
身為導演，周冠威堅信最能評價自己作品的，其實是自己。「無論缺點優點，最清楚的是自己，因為你最清楚拍攝現場的情況和背後的一些苦難。當中有哪些是撞彩，哪些是非戰之罪，哪些地方可以再進步，你都應該比其他人更清楚。」所以，電影拍完了、上映了，並不代表創作的結束。《幻愛》自去年6月拍畢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又在金像獎前放映了幾場，周冠威還在思考這部電影可以如何改進。「那些創作是不用給觀眾看到的，也可以說我沒有能力再讓觀眾看到，因為我沒資源再拍。而其實是給我自己看，作為下一部的參考。」他可以輸給全世界，但不允許輸給自己。
《十年》拿到金像獎最佳電影那年，作為電影五分之一導演的他，第一次參加金像獎頒獎禮。一般意義上來說，那足以成為一個導演的事業高峰，但周冠威真正感到興奮的是，同一晚，他在文化中心看到了香港電影人的骨氣。那種骨氣，任誰也很難用世俗的成敗論去評價它。周冠威希望香港電影也能出一個像台灣導演魏德聖那樣的人，用熱愛香港的心，去拍得到香港人認可的電影；既能兼顧電影的商業性，又無損其藝術性。他認為，只有像這樣的導演，才能真正幫助香港電影在低谷中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