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港大法律學院畢業典禮上致詞，也適逢法學院成立50周年，他講到：「50周年紀念是慶祝和反思的時刻，亦是時候展望將來，以應付日後的挑戰。」我也以「回顧」和「展望」開始了和法律學系副教授溫文灝（MARCO WAN）博士的訪問。在香港風高浪急，變幻莫測之年，「法治」二字大量地討論。我以為溫教授會以當下的社會法治現狀說起，但他沒有，幾乎隻字不提，他選擇還原基本步，從教育、從他研究的本業，電影和文學之眼看法律。溫教授提到一個概念，法律本來是文化產物，也是文化的一部份，而那一雙人文之眼，除擴闊法律學院學生的法治觀，也是我等一般市民可以稍微接近或思考多點何謂法律的切入口。
以文學拓闊法律視野
溫教授覺得：「培養學生除了要教法律的知識、條文外，也要認識好多其他知識，讀文學、看電影就是為了擴闊我們的視野，了解不同的人的世界和感受，再帶入研究法律、學習法律的過程，對法律也對世界有充份的理解。」溫教授自己也是從此條學術之路走過來，1995年他在耶魯大學唸比較文學，當地作為研究法律與文學一重要之地，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後來他索性前往劍橋大學讀文學與法律博士。「文學與法律跨學科研究，最吸引是令我對法律有不同理解，以前以為法律就等於叫你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它突然令我明白法律與文學有好多共通點，令我了解文學研究，除了對文學的理解作出貢獻，對法律的理解也可以作出貢獻。」在他眼中，一位讀過文學的法律學生，與沒有讀過文學的法律學生，觀點與角度，甚至是關懷可以有好大分別。
「讀法律時，例如研究英國6、70年代的判詞，當時對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現在好不同，好多舊時的判詞能看出好多問題，你如果只看判詞，只對條文感興趣，卻沒有思考到當時如此形容女性有什麼問題，例如預設女性一定相夫教子，一定服從丈夫等。條文判詞不是要講女性地位，但你從字裡行間你可以了解到形容當時女性地位，思考為什麼判詞如此描述女性？是受當時社會文化影響，當帶入這些對女性的構想，這又得出不同的角度，覺得好有趣。只讀法律的學生只留意判例，於是在同一案例下，大家提出的問題就不同了。」溫教授最新出版的學術著作《Masculinity and the Trials of Modern Fiction 》，他研究的領域，多是歐美19、20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作品，文本多與法律有關。例如當中談到19、20世紀初期部份小說出版的內容涉及同性戀等，而作為法庭呈堂證供，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剛陽、性傾向及社會秩序的焦慮，法律檢控就成為當時維護社會規範及正統的手段。「法庭以OSCAR WILDE寫過的作品（如《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作為呈堂證供，指你寫得出這類小說，證明你是會犯罪的人，法庭的理解是文本與作家的生活有直接聯繫；但從文學角度，那是難以理解的角度，小說可以與現實生活無關。」小說作為呈堂證供，1895年王爾德被法院控以「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入獄兩年。
理解條文有如解讀文本
「或者如莎士比亞，因文藝復興時期倫敦訓練律師的法庭和劇院好近，那時法律界學生和劇場頗多互動，法律學生會去看話劇，也和劇場表演者食飯、交流，莎士比亞甚至有兩套作品在學生法庭上演，包括《The Comedy oF Errors》和《Twelfth Night》，從戲劇可看到當時的法律爭議，它與當時的法律事件是有互動。」溫教授提到莎士比亞另外一部作品《威尼斯商人》，涉及法律和公正的問題，故事講到有位猶太人借錢予威尼斯商人Antonio，提到二人協議：「如不還錢你就割一磅肉抵償。」事後律師就辨解：「可以，但切時多一點少一點也不行，剛好一磅，而且不能流血，因為協議沒有寫明連血也要。」
「但沒可能不流血，也不能準確取一磅肉。」溫教授指出，這反映對文本理解的基本問題，對於特定的條文究竟如何理解？從而帶出與法律有關的問題，如註釋、用字等等。我愈聽覺得愈有趣，才知道法律與文學有不少共通點，法律裡面我們如何研究註釋或理解憲法？文學我們又如何註釋一本詩歌或者小說？其中最基本是從文本解讀有關，二者可以互為借鏡。特別是溫教授談到學習法律的人應該對人性有所了解，而不是鐵板一塊只依條文判斷。「好多時讀法律只注重法律條文、邏輯，當然每個法案除了邏輯、條文，也有好多層面的認識，才能下一個較好的判斷。文學、電影，或者人文學科面向的學習，培養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有學者曾提出，一個法官審議和歧視有關的法案，那法官可以是一位白人男性，辯方可以是一位年紀比他年輕的黑人女子。當作判斷時，永遠因著自己的背景，我們未必明白一位黑人女子受歧視的不公和感覺，讀文學、看電影就是為了擴闊我們的視野，了解不同的人的世界和感受，再帶入研究法律、學習法律的過程，對法律也對世界有更充份的理解。」
//全文刊登於 號外 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