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肆虐，中國幾大城市停擺，車水馬龍、吃喝玩樂的日常不再，而一河之隔的香港也未能幸免。3月本是每年香港文化藝術界最為熱鬧的日子，即使經歷了大半年的社會動盪，也未有讓幾個重要的藝術節、藝展會從日程上撤下，反而一場突如其來不見其形的恐怖病毒，終於讓他們打退堂鼓，ART BASEL和ART CENTRAL終於成了ART CANCEL。那本來已張羅好的一桌大餐，實在已經沒什麼人敢赴宴了。
歲月靜好時，藝術對於不少人來說，是「我識條鐵咩」，或參與其中，也純粹是湊湊熱鬧、打打卡，頂多只是錦上添花。然而，在瘟疫肆虐之時，當我們的生命受到真切的威脅，無法再偽裝世界依然美好時，藝術的意義又是什麼？比起救命，它是不是更加不值一提了？
從藝術裡尋找關於SARS的記憶
是一場天災，還是人禍？抑或兩者都是，但天災和人禍哪個佔了更多？無論如何，人類卻總是在犯同樣的錯誤。
太容易想到17年前的SARS了，如果你不是在千禧年後才出生的人。兩場瘟疫，都是從中國大陸爆發再擴散到世界各地，都懷疑是吃野味惹的禍，差不多的肺炎病毒，相似度近80%，連隱瞞不報、輿論控制，也是相差無幾。只是，對於17年前的事，已經忘得差不多，直到恐慌再度襲來，那些模糊的記憶才一點點浮現出來。
只是17年前的3月，遠沒有17年後這般熱鬧，沒有ART BASEL HONG KONG，沒有ART CENTRAL，其他許許多多的藝術活動也未如現今蓬勃。那一年的香港藝術節甚至沒有因為SARS疫情而取消，百多場的演出還賣出了九萬多張票，上座率達九成 ── 那是一個還沒有自由行的年代啊。然而，就算沒有ART BASEL HONG KONG和ART CENTRAL帶來的「藝術狂歡」，沒有因大型藝博會催生的所謂「藝術生態」，藝術家卻是一直都在的，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普通的市民，或也是千千萬萬「受難者」之一。
藝術家對於天災人禍的敏感，總是強於大多數人。當人們沉默的時候，藝術家選擇發聲；當人們遺忘的時候，藝術家選擇記錄。一場大的天災人禍，往往刺激藝術創作圍繞着事件，形成一種思潮。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地震後的很多日本藝術家的作品裡，你都可以發現他們在作品自述裡提到了當年的大地震。
在想起2003年的SARS後，也嘗試著尋找與之有關的藝術作品，其實並不多。聯想近年中國藝術家的崛起，這可以說是極不可思議的事情。為何如此少中國藝術家對SARS題材有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還是環境所限？倘若是真的不感興趣，那是因為SARS事件影響不夠大嗎？
倒是那一年，中國因SARS取消了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展出，促成一群廣東藝術家自發到威尼斯展出作品。那一屆雙年展本是中國國家館缺席多年後的再次出發，本來雄心勃勃，奈何遇上SARS。不過沒有了國家機構的支持，不用擔負著「輸出文化」的使命，一群廣東藝術家倒是在威尼斯發出了不一樣的光彩。
香港藝術家反思：從「疫年日志」到「疫症都市」
2003年，在SARS病毒仍未敗退的5月，反應迅速的一群香港藝術家已在非牟利藝術空間PARA SITE舉辦主題與SARS有關的展覽「這一刻……」，十年後，PARA SITE再度以SARS為主題，舉辦展覽「疫年日志」（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邀來將近30個參展單位，以香港藝術家、作家和劇場人為主，也有來自大陸和外國的藝術家，展品範疇則涵蓋視覺藝術、文學、歷史文物、流行文化和表演藝術，十分多元。展覽舉辦時間與當年的ART BASEL HONG KONG同期，那一年是前身ART HONG KONG被收購更名為ART BASEL HONG KONG後的第一屆，仍在5月舉辦。
展覽名取自英國作家DANIEL DEFOE（《魯濱遜漂流記》作者）於1722年發表的小說 《大疫年日志》（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故事背景設定在1665瘟疫爆發後的倫敦城，書中非常詳盡地描寫了發生瘟疫的社區、街道和房屋，並提供了傷亡數字表，其真實感猶如新聞報道一般。在「歷史小說」這個概念仍未誕生的年代，《大疫年日志》的體裁曾一度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有人認為它「只有一小部份是虛構的」，有人認為它是「真正的歷史」，後來學界才以「歷史小說」給這種體裁給了妥當的命名。
SARS是「疫年日志」這個展覽的出發點，每個藝術家卻有不同的取向，從而延伸出對殖民地歷史、排華、種族仇視、中港融合、港人政治覺醒、身份認同等等相關議題的探討，甚至還有那一年自殺死去的港產巨星張國榮 ── 他已然是港人集體記憶的一種符號。文化評論人洛楓認為，「SARS的時代創傷與他已是血肉相連」。
身為該展覽策展人之一的PARA SITE總監COSMIN COSTINAS，2003年SARS期間並未開始在港生活，來港後才從很多香港人口中得知，2003年對於他們來說意義有多麼重大。對於他來說，那次展覽「不只是關於過去，也是與今天的聯繫，那一年發生的事影響至今天的香港社會」。接受訪問時，他說：「我們反思疫症這個議題，公共衛生如何演變成影響深遠的歷史文化事件，疫症帶來的恐懼又是怎麼回事？我們恐懼的又是什麼？」
去年1月，大館舉辦的《疫症都市：既遠亦近》，同樣是一場有關SARS的展覽，沒想到展題一語成讖，一年後就來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展覽是國際系列展覽《疫症都市》（CONTAGIOUS CITIES）的香港站，呈現了19世紀的鼠疫到SARS爆發期間，本地醫療系統及社群應對傳染病的經驗，並探討相關的處理又對社會文化造成了怎樣的衝擊。
當瘟疫蔓延時，藝術能治病嗎？
藝術能療癒心靈，已講得太多，但如果問藝術能否治好武漢肺炎，那麼只能告訴你，效果比雙黃連、板藍根好不到哪去。然而，藝術還是有一些不那麼「實際」卻又極重要的功用。藝術能寄託對逝者的思念，能致敬在災難面前無畏救人的勇者，也能讓幸存者帶著反思繼續前行。
感到無力時，藝術也為無權者充權。《疫症都市：既遠亦近》策展人郭瑛有句話特別值得在此引用：「好多時當有一些具體的THREAT，大家才會有反應。可能環境令你感到有什麼要講，今天好講，不應該等下一天。」
不要再等到下一次大禍臨頭，因為已經太遲。
展場中心是艾未未用1800個不同牌子的奶粉罐組成的「中國地圖」，作品名為《奶粉國》
「經此疫劫，讓我們成為有記性的人」── 在香港科技大學任客席教授的中國作家閻連科，以此為主題，2月21日向科大同學網絡授課時講了一些「題外話」。我將文字稿全文轉載到大陸的豆瓣網上，兩日後文章遭刪除，理由是「含有激進時政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在瘟疫蔓延時，一個作家的真誠發言，成了激進時政，可見在一些地方，一個作家或者文化藝術，被視為比病毒更可怕。
在這場瘟疫仍未過去的今天，我充滿好奇：明年3月，藝術盛事重返香港，在衣香鬢影的會場裡，究竟會掛著多少幅作品，講述一年前發生的那場「既遠亦近」的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