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鳴劃破寂靜的天空，引起嚴瑞芳的關注。 有天，她的丈夫偶然用鏡頭拍下群鳥掠過他們頭頂的照片。後來，瑞芳發現那些叫聲來自鴿子。瑞芳以此為基調，結合她在北京和香港的生活經驗，介入歷史，糅合虛構，發展成《黑鳥島》、《來自北方的聲音》及《墜落如羽》三件作品。
那年，瑞芳在北京工作及生活，當時的她已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純藝術碩士學位，較早幾年，她亦於同校藝術系學士畢業。「說來奇怪，其實我是隔了幾年，才去讀碩士，碩士畢業後沒有留在香港，反而跑去北京做雜誌編輯。回想過來，其實畢業後在香港做全職藝術家的機會也頗渺茫，畫廊的數目又或展示的機會亦沒現在般多。」她說。
瑞芳的作品一直希望拉近人群，連繫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那倒不是空口講白話，倒是切切實實的和人交流。像《一個收買故事的故事》，她在天橋上擺放寫滿語句的黃色廣告牌，像街上常見的收買佬。不過，瑞芳要的不是電話、電器又或家具。她訴求的是從人家口中道出來的故事。一共擺放了5天的收買佬廣告，前前後後收到80次的電話查詢。在電話「初體驗」後，瑞芳約對方在天橋相見，「感受最深是一對情侶，他們是一前一後來說故事的。女孩子想做明星，卻失聲了。又跟我說有很多追求者。而男孩子說很愛她，完全是『一凹一凸』的情侶。」恍如電視劇的人物設計竟然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作品的成品是三種不同紀錄——聲音紀錄、短片及散文和報紙。她和羅玉梅、 韋一空創立的天台塾更是開宗明義的藝術教育，確切地鼓勵交流，連繫社區。
《大門沒有上鎖》是可算是她的成名作，榮獲2018年「WMA 大師攝影獎」。這一次，瑞芳把真實性推得更盡，作品的主角是她爸爸。在好奇心驅使下，瑞芳回到爸爸居住了多年的皇家廠木屋區，推開那道沒有上鎖的大門。不過，當時充滿人氣的公務員合作社樓宇已變成人去樓空的廢墟。談起香港的居住問題，相信都會喚來大部分香港人一陣陣痛，根據瑞芳的資訊搜集，原來自50年代自行非法搭建木屋，到合作社的建屋制度，香港有自己起樓的可能！而皇家廠木屋區遺留了不少住戶的物品，那些被遺忘又或棄置的物品，盛載昔日時空及人的情懷，觸目所及載有八九民運舊報、區旗、國旗、聖經、神像、照片、殘缺的塑膠娃娃、VHS錄影帶……瑞芳鮮少地移動屋內的物件，反而像個隱形俠一樣，靜悄悄地利用菲林作記錄，哪怕一聲喘息、一個呵欠、一個動作，都會打破這個凝結的時空。「不過我蠻肯定，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闖進來，有些物件的位置明顯不同。」她笑說。
《看管時間的人》亦是與藝術家的父親有關。《看管時間的人》以手造彩色打印精裝書的方式呈現，目前有八本。她認為爸爸的個人歷史維繫一個地方。她藉著訪問，追溯爸爸當年在油街政府物料供應處的工作點點滴滴。「我最初對代表物料供應處的標記「↑」感興趣，繼而開始訪問當時的看管員（她爸爸亦曾是這裡的產業看管員），瑣瑣碎碎地組織資料。訪問過程中，有人跟我說，爸爸以後是走路上班的，由柴灣步行至油街。我想，何不做一條街的看管員？」街道的人來去匆匆，尤其在香港，每個人也有其目的地，瑞芳在街道遊走，特別找來重複出現的人，悄悄地拍照，再把其頭像又或身影貼在書內，她說：「大部份定時定候出現的都是老人家，他們往往但執著做些什麼，背後隱藏著規律。他們猶如一條街的時鐘。」
9月，瑞芳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舉辦個展「一介之逆」，她為天台塾做了「不安練習社」的活動，邀請大約15個想過會離開香港的人，聚集在同一個空間，透過聲音、錄音轉化不安，作為一種合奏。這種不安的轉化在瑞芳眼中是微細的逆向力量或抗衡。《語錄》運用剪報的敘事方式，像安魂曲一樣，告別一種意識形態。「那一次我回到家鄉惠東，發現牆上寫有不少毛語錄，剛巧親戚想做復修，我建議不如抹去那些毛語錄啦，怎料被親戚反對，他們認為毛澤東是他的神。無意中，我收到一本剪報，記錄了《人民日報》對毛澤東逝世時出的報道，大都是空洞的語言，譬如『沉痛地悼念』。」
她擅於從個人經歷、家族歷史中找到一種連繫社會的共同性。無論作品從多麼細微的情感出發，亦能引起別人關注，好比那些引發個人情緒，屬於私隱的情愫，再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涉及社會，洞悉細微之處，令人意識到任何一個人的處境，亦是介乎於個人和集體之間的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