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香港國際攝影節的主題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將會以極具爭議性的攝影雜誌《PROVOKE》為主題，展示出1960至70年代，處於動盪時期的東京城市面貌。當中雖然《PROVOKE》只出版了三期，但就為日本當代攝影樹立了一種嶄新而激烈的攝影觀念和風格：模糊、晃動、高反差、粗微粒……反映了日本戰後年青一代對社會現狀躁動不安的情緒。然而，作為創辦人之一的中平卓馬，後來卻全面否定了《PROVOKE》所提倡的理念，以致大家想要進一步了解《PROVOKE》的意義與影響出現一定的困難。是故，就著這次攝影展，我們邀請了劉清平、岑允逸，以及黃亞紀這3位策展人及顧問，為大家講解一下關於《PROVOKE》的故事。
《PROVOKE & BEYOND挑釁以外》是否意味著不再停留於思想激發，還要走得更遠？可否介紹這次展覽的主要目的？
岑：其實只要提到日本攝影，大家都會有種很僵化的印象，當然日本攝影並不止於此，其題材及視覺上的多元性也是值得大家思考。今次展覽好些展覽作品，未必跟《PROVOKE》攝影同人誌有什麼非常直接聯繫，但精神上是有共通之處，就是「挑釁」並不等於「攻擊」，更多是怎樣去堅守著自己對攝影、對生命的信念，《PROVOKE》成員多木浩二在雜誌文章中也闡述出：「所謂挑釁，無非就是證明了我們通過我們自身投入到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去。」
劉： 《PROVOKE》的攝影作品，雖然公認是日本攝影歷史上一個重大里程，但其實從來都只是在圖錄或刊物上看到，極少真正看到實體作品的齊集展示。所以今年香港國際攝影節的《PROVOKE & BEYOND 挑釁以外》，包含兩個同期舉行的展覽，分別是《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五十年》和《中平卓馬》個人展覽；可能是亞洲最具規模的一次《PROVOKE》時代的攝影檢視。《PROVOKE》雜誌於1968年開始，正值創刊50周年；而今年日本二手舍亦把全期只出了三冊的雜誌復刻再版發行。我們選擇了這個歷史時刻去重新檢視50年前做過的攝影實驗。目的不是為了懷舊，而是希望可以藉由前衛的冒險精神展望未來。我想無論我們處於哪個年代，其實都是為了想走在未來之前。
黃：這次展覽主要接受香港國際攝影節邀請，製作中平卓馬的個展。儘管題目是從挑釁PROVOKE出發，但是中平卓馬1973年時否定且回收毀滅自己當時所有作品，所以展覽無法如大會希望提供該時期作品展出。不過，中平卓馬一生關於影像意義的反思與追問，可說是一生都在執行著挑釁的意念，這一點和森山大道都是一樣的。因此，這次展覽希望以中平卓馬各個時期作品展現他的思想。
中平卓馬《循環：日期、場所、行為》1971, © Gen Nakahira, courtesy of each modern, taipei
日本在60年代的政局紛亂，如大批民眾參與的安保運動、城市化，攝影毋庸置疑擔任著歷史見證人的角色。不過，《PROVOKE》卻抗拒單一的紀錄手法去拍攝。可否解釋他們與傳統美學的紀錄有何不同？而《PROVOKE》為後來的攝影引起了什麼作用？
岑： 《PROVOKE》裡連載的文字鮮有流傳，但其實比攝影作品本身更為複雜，給上述問題帶來深刻的反思，可以說是藉此一窺那個年代的攝影人的精神面貌，對釋放快門時的心理狀態，影像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所扮演的角色等都有所涉及。Provoke一眾其實並沒有刻意去推翻什麼觀點，他們立足西方的哲學思想，借明治維新這個當年為日本作出翻天覆地變革一百年紀念的契機，在文學、藝術、當代社會或日本傳統價值觀等等範疇提出很多新的討論，希望超越攝影媒體本身去作出更深層次的思考。
影響方面，最立杆見影的當然是在攝影美學上呈現的變革，這方面相信大多數攝影愛好者也都認識，攝影可以說是西方工業革命的副產物，本質就是追求精準快捷的複製工具，所以反其道而行去「粗糙、模糊、失焦」，對西方的攝影文化帶來不少衝擊，但這些都是表象上呈現，更重要的是這些視覺元素怎樣去達成對情緒的宣泄，對社會生活氛圍的表述。
中平卓馬《循環：日期、場所、行為》1971, © Gen Nakahira, courtesy of each modern, taipei
1968年創刊號的宣言中提到：「Today, at this very moment, language is losing its material basis—in other words, its reality—and floating in space. We as photographers must capture with our own eyes fragments of reality that can no longer be grasped through existing language, and must actively put forth materials that address language and ideas」當中是否意味攝影能自成一個語言？面對多媒體的現象，會否漸漸發現到攝影的不足？
岑：所謂「語言」上的不足，其實是包括影像在內，《PROVOKE》眾人並沒認為攝影是去取代什麼語言，每種新媒體誕生時總會有種取代先行者的錯覺，攝影發明時會被認為是取代繪畫，電視發明時又說是取代靜態攝影等等，可《PROVOKE》一早意識到攝影文化應該是multidisciplinary，要跟其他文學藝術交織去產生出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語境裡討論攝影，總會有很多subtext，好處是往往不會太易立論，可以很open end，所以《PROVOKE》不是為大家帶來一個什麼的總結，而是打開討論的空間。
劉：1968年的創刊號宣言，正值是攝影方法和器材的一次歷史性的經濟起飛的年代，無論是攝影材料和技術的配合，跟印刷媒體書籍報紙的出版，充滿著對新時代影像的熱情展望和期盼。50年後到現在，媒體生態由平面出版的紙媒，到虛擬電腦即時互動的網媒，可說是時移世易的翻天覆地，互聯網及數碼多媒體的互相爭持，都對攝影語言的生態有著非常不一樣的挑戰。五十年前，攝影師提出利用攝影語言把文字和語言不足的地方補足；每個時代都有對那個時代的一切挑戰感到飢餓和渴求，如果我們現在對攝影感到不足，正可能是時代的缺口和轉向的機會，任何的不足，也正正是突破的起點。
黃：中平卓馬是一個在文字與思想上相當尖銳的個體，這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永遠在語言與影像之間拉扯。從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攝影（影像）可以是一種語言，但在中平卓馬的定義下還充滿著語言的政治性背景。在他所有的創作中達到一種攝影的聖域，應該就是晚期的彩色作品。這是他經過至少四個階段才完成的。詳細可以參考這次的策展論述。
中平有許多就當時的媒體現象與視覺文化的批判，許多攝影家如森山大道也表示深受其影響。可否解說一下中平與別不同的地方？他對當代攝影文化的重要性又在哪？
黃：森山大道應該沒有受到中平卓馬文章影響，而很多人會說森山大道受他影響，但是事實不是，他們是共同創造出了一種關於攝影的思考態度，然後從同一個起點往不同的方向。如我之前所述，他們畢生都在完成關於《PROVOKE》的信念。他們反而共同受到William Klein的影響。中平卓馬最終以彩色攝影具體示範了一個不具任何主觀意識的視線如何成立，我覺得這個比他的文化批評要重要多了。
中平卓馬《循環：日期、場所、行為》1971, © Gen Nakahira, courtesy of each modern, taipei
劉清平有份參與的《娜移》在90年代被稱為前衛雜誌，可否分享它和《PROVOKE》沒有些不為人知的關連？
劉：我有份參與90年代的《娜移》雜誌，當時並沒有覺得這雜誌有任何前衛的地方，也沒有所謂追求前衛的意圖。90年代的香港攝影，主要是詩情畫意旅遊攝影、直接攝影或紀實性的新聞攝影，另外就是攝影會的沙龍風景攝影。《娜移》創刊人李家昇、黃楚喬跟我都認為如果能在一本傳統的攝影雜誌裡，把其中十六頁篇幅做一些非傳統或非主流的攝影作品，可能會很有趣。每月的雜誌都定下主題，跟策展一個小型展覽相若。我們經常邀請非以攝影作專業的人交來攝影創作，例如有文學家、詩人、老師、教授、表演藝術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師甚或城市素人來創作一些非主流的攝影創作。作品大多是意念先行為出發點；有時候由個人的想像建構成一個現實的舞台作拍攝。每月薄薄的十六頁會另印少量單行本獨立訂裝，一年十二期再合成一本厚厚的年刊，我們會把她放到海外的博物館書店售賣。我們特別喜歡那時候沒有定形、但現在慣常叫建構性攝影的方式，只是那時候屬於一些小眾的實驗，傳統的讀者不一定欣賞或接受。
在劉清平過去的訪問提到攝影已經變成了日常語言，大家也在同一個角度拍攝事物，處理手法大同小異，會否令拍攝變得單一？
劉：我相信物極必反、很多時會是事情發展的方向。攝影基本上已經由過去只是專業人士才會使用的昂貴的器材應用，變為現在人手一部的手機，操作上亦非常簡易，基本上已經到了不需學習而且人人都可應用自如。我形容攝影已經成為日常語言，很多時是用作記錄筆記的功能，處理日常生活美人美景美食，拍攝的方法難免會靠攏大眾價值的美學。由單一的潮流成為習慣，演變到成為一代人認同的文化。但大同小異和千篇一律亦成為把這拍攝潮流方法推向終結，貪新忘舊的本性會讓新的處理方法重新浮現，不斷循環。
中平卓馬《for a language to come》1970, © Gen Nakahira, courtesy of each modern, taipei
在60年代，日本流行的講求真實，呈現真相的拍攝，生產出「粗糙、模糊、失焦」的《PROVOKE》雜誌；現在，全球正面對影像泛濫、社交媒體上的「美好生活」等的問題，若以《PROVOKE》的角度看，是否正正指出了影片（是否指攝影）並不可信的事實？
岑：攝影術從19世紀誕生的一刻已帶著不可信的詛咒，我們極其量只是追求「忠實呈現」，主流的攝影群體用攝影展示美好生活也是自古已有，同時間每個年代總會有追求對自己忠實、對觀者忠實的攝影人 。美好事物、良辰美景並不是壞事，但有時總會麻痺批判意志， 如果我們把香港這個時空視之為亂世的話，《PROVOKE》作品那份居安思危，叫人不安的情懷， 也可能帶給觀眾一點啟示，攝影可以為自己表達對現狀的感受，或為時代存照。
劉： 90年代開始數碼攝影逐漸取代傳統菲林攝影。數碼攝影的修圖美圖的簡易方式正正是菲林年代的「粗糙、模糊、失焦」的相反面向。由從前有相為證的純真歲月，演變到現在數碼改圖，影像泛濫，資訊爆炸的年代，大家對於所謂攝影講求真實，呈現真相的說法，有著相當的戒心。反過來看，很多人都知道攝影可以是最容易用作說謊的工具。環顧現在的世界，如果大家都覺同處於一個指鹿為馬的年代，《PROVOKE》可能給你我一個「不合時宜」式的反思方向。在真相行將被模糊或消失的未來，我們還剩下什麼拍照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