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代宗師》裡說,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就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這句話之於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的藝術人生來說,其實也是相當貼切。這位85歲的藝術家,不單只是意大利當代藝術的先驅,更是60年代「貧窮藝術」運動(ARTE POVERA)的代表人物之一,2003年便已獲得威尼斯雙年展的金獅終身成就獎。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大師一直孜孜不倦地創作,即使年紀漸邁,仍然不斷有新作面世,全因他深信作為藝術家,有責任也有能力改變世界,為大家帶來一個更美好的將來。「人類其實很愚蠢,不斷重複犯錯。而藝術家就是一種想辦法令人類可以變得更聰明的存在。」大師說,所謂的藝術更像一個倡議、一次提醒、一種召喚,激發大家去想像去實踐去參與社會,而不是只墨守在藝術裡孤芳自賞。
見自己:鏡畫
PISTOLETTO生於意大利米蘭附近的一個小鎮BIELLA(比耶拉),雙親都是畫家,可以說是在藝術薰陶下長大。後來父親在都靈開了一間專門修復藝術品的工作坊,一家人便搬到那裡生活。到了14歲他便開始在工作坊幫忙,並從中學習到很多傳統藝術的知識。18歲時,母親把他送到ARMANDO TESTA的廣告設計學校唸書,作為當時新興的創意行業,廣告設計的概念讓PISTOLETTO大開眼界,他開始意識到繪畫的方法,原來並不局限於傳統藝術那一種,視覺的想像還有很多可能。但更重要的是,當時意大利的社會轉變,促使了年輕的PISTOLETTO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而藝術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探索自我的方法。
「當你在一個法西斯主義社會裡長大,有兩樣東西是你必須相信的,就是上帝和墨索里尼。而在戰爭結束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你必須相信兩者之一。而藝術之於我來說,絕對是一種啟發,它令我懂得思考而不是盲目相信。」1945年後的意大利文化,基本上是一種現實主義文化。意大利人彷彿希望通過現實的真理,來忘記法西斯主義社會時代的種種謊言。與此同時,17世紀的現實主義畫家MICHELANGELO CARAVAGGIO被大家再次推祟,而少年的MICHELANGELO PISTOLETTO,則開始大量地繪畫自畫像,希望藉此知道「我是誰」、「我要做什麼」、「我將要往哪裡去」。「為了畫自己,我就要對著鏡子來畫。畫著畫著,我便慢慢意識到,我一直在尋找的,原來就是鏡子。」
鏡子成為了PISTOLETTO識別自己身份的手段,也是他識別世界的方法。因為在這個凝視鏡子的過程裡,他發現鏡子裡的影像不可能被偽造,它正如實地反映著這個現實世界。於是他決定用鏡子來取代畫布,直接在上面作畫。他把自己的形象一比一地畫上去,而背景就是鏡子本身。「世界進入了鏡子,因此我的自畫像也變成了世界的自畫像。」鏡像的世界不斷引領他的藝術步伐,愈來愈多的啟發和想像隨之而來。例如,當他的「鏡畫」作品在展覽展出時,站在鏡畫前的觀眾也成了作品的一部份。「隨著時間的推移、光線的變化、人來人往的穿梭,你會發現這個世界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鏡子裡面出現,然後消失,消失之後又再出現。我們看到我們的存在,其實只是非常有限的時間。但鏡子並不代表我的意志,或是作為我的情感表達,它只是單純地反映現象。」
「鏡畫」讓PISTOLETTO明白到藝術也可以是科學,當中包含了「時間」這個最重要的元素。鏡中的影像是瞬間即逝,永遠屬於「現在」並且不斷變化著;鏡上的畫像則屬於「過去」,但這個「過去」的回憶能被觀眾帶到「未來」。故此他認為「鏡畫」不是屬於他自己的,而是所有人一起參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一起經歷時間,感受到自己和世界的存在。這當中,「我」和「你」的差異性,便構成了「批判」。「你和我在鏡子面前,都是在批判和被批判。尤其是你看到了一些醜陋的東西,很自然會感到不舒服。這就正如我們的世界正在走向毀滅,生態不斷被破壞,大家都會因此感到不安吧。所以批判這些醜陋是好事,但只是批判是不足夠的,你必須提出解決方法。否則你只是在抗爭,但你不會改變到任何事情。」這也是PISTOLETTO開始發展「貧窮藝術」的原因。
見天地:貧窮藝術
1965年,在「鏡畫」系列面世三年後,PISTOLETTO首先創作出《迷你物品》(MINUS OBJECTS);兩年後更推出了經典的《維納斯撕衣服》(VENUS OF THE RAGS)。因為除了「我是誰」、「我要做什麼」、「我將要往哪裡去」之外,他對自己提出了第四條問題:「我可以為社會做什麼?」他大量地運用生活裡的尋常物品來創作藝術,便是為了通過原始而樸實的物料,重新界定藝術的語言和觀感,並試圖擺脫和衝擊傳統藝術裡,那種約定俗成的「高雅」面向,將藝術拉回大眾的層面,於是他開始在傳統展覽空間以外的地方進行創作,任何大街小巷都可以成為他們的舞台。 「製作藝術的材料不僅僅是帆布、木頭或大理石,而是社會本身。」
加上當時的意大利,正面臨戰後泡沫經濟爆破危機,引發出一連串的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國內政治局勢愈趨混亂。當時的知識份子,包括熱衷文化的藝術家們,很快就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資本主義的入侵。他們紛紛投入到「貧窮藝術」的運動裡,PISTOLETTO更創辦了一個名叫「動物園」(lo zoo)的小組,夥拍志同道合的人以藝術來推動社會平等,從此「貧窮藝術」的浪潮從意大利開始一度席捲全世界,尤其是當它遇上同時期在美國興起的寫實主義和後波普藝術,情況可謂一發不可收拾。而在這當中,PISTOLETTO的《行走的雕塑》(walking sculpture),絕對是「貧窮藝術」理念的最佳演繹。
「《行走的雕塑》本來是《迷你物品》的一部份;在《迷你物品》中所有的東西都是靜態的,唯獨這個球是圓的。因此我就想到它可以移動到街頭,把它從一間畫廊推到另一間畫廊,不停地滾動它。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與街上的人們進行互動,讓整個城市也能參與藝術。 我的想法是將物體從藝術殿堂帶回社會,通過這種方式,藝術作品將在社會中創造一種特定的互動,這力量將遠遠超過只把作品放在畫廊或博物館。我認為藝術家不僅要繼續創作個人作品,還要想辦法啟發社會,讓社會變得更加有創造力,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需要讓年輕藝術家明白,他們需要打破制度,在社會領域裡開展創作。」而這件《行走的雕塑》,從1967年在意大利都靈市的街頭開始,途經倫敦、巴黎、紐約、夏灣拿、北京,一直滾動到今天從未停止。
見眾生:第三天堂
PISTOLETTO相信藝術家的責任是改變世界,在往後的幾十年裡,他都非常積極地參與社會。在1994年的「公共藝術計劃」(project art),他提出了「社會責任的演變」,指出「藝術是人類思想最完整和最細膩的表達,而在民權社會中,藝術能夠在特定的條件下,創造出新的社會體制。」這個理念促使他在1998年成立了Cittadellarte藝術基金,並以老家BIELLA作為基地,在這裡開展一系列的活動,將藝術和社會結合,探討文化、生產、經濟、政治、生態、宗教、教育等因子之間的關聯性,以實現「可靠的社會轉型」為目標來創作更多藝術作品。「簡單來說,就是為了拯救世界。」
首個以Cittadellarte之名發起大型藝術項目就是2002年的《愛差異》(love difference),它近似一個「圓桌會議」,為地中海地區的文化界名人提供了一個普遍的運作平台,以吸納和支持所有社會政治領域的藝術作品。 他本人則每次坐在其作品《地中海之桌》(Tavolo del mediterraneo)旁邊,就差異的價值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發表講話。這個作品是一張由鏡子構成的桌子,它真實再現了地中海的輪廓,而它週圍的椅子則來自於地中海週圍的22個國家。「這不只是理性的討論,更多是情感性的。我們以開放、敏感、溫柔的心,去接受一個事實,就是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必然存在差異。當我們可以接受到這個現實,才真正可以開始去理解什麼是人性。」
這個想法其實也是當年「鏡畫」的一種回應——「你」和「我」的差異性——也是嘗試在批判以外,提出解決方法。於是大師又回到鏡子面前尋找答案,甚至不惜把鏡子砸碎。「我用一個大木鎚把所有的鏡子都砸碎了。意思就是把『我』打破,從『一』變成『零』。而這些破碎的鏡片,雖然沒有了自己的存在,但它們仍然可以繼續反射週遭的一切,那代表了它『既是空無,又是所有』。即是說,當我們可以放下『自己』,便可以消除差異,擁抱『所有』。又或者,我將兩面鏡子的角度不斷收窄,從這兩個『一』當中所反射出來的影像就會不斷增多,直至它們完全對貼,便會產生出無限循環的影像。」這個想法,讓PISTOLETTO創作出《第三天堂》。這是一個以數學上無窮大的符號「∞」延伸而成的理念。
中心的圓環是由外在兩個圓環的共同穿透構成的。左邊的環代表了「我」,右邊的環代表了「你」,而中間的環則是由「你我」交合而成的「我們」,這個「我們」也就等於全世界。
「什麼是『第三天堂』呢?『第一天堂』由大自然統治,人類要依循大自然的法則生活;『第二天堂』是人工樂園,由人造的需求、人造的產品、人造的舒適條件、人造的娛樂和其他諸種人造物構成,人類智慧通過科學與技術等手段來統治地球,但它卻是建基於對大自然的破壞之上,而現在我們都知道情況已經不容樂觀了,人造世界已面臨毀滅的邊緣。所以我提出了『第三天堂』的想法,『第一天堂』是『過去』、『第二天堂』是『現在』、『第三天堂』就是『未來』,一個人造世界與自然世界可以共存的生態環境。就跟砸碎鏡子的道理一樣,鏡子的碎片象徵著組成社會的個人或者群體,鏡片之間產生反射代表了人與人、社團之間的關係。單面的鏡子沒有任何意義,但砸碎了之後就有新的可能,只要每個人都願意參與社會,便能構成一種全新的政治格局,引領大家進入『第三天堂』的未來。」
在大師眼中,民主制度是獨裁政權與無政府主義的中間狀態,儘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政府都在探索民主,但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完全實現真正的民主。而「第三天堂」的想像,就是借助藝術的形式來達到真正的民主社會。「『民主』這一詞來自『大眾』和『權力』,但這本身是一種矛盾;真正的『民主』應該是『大眾』和『實踐』。」新的實踐方式並非把權力賦予個人,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領域,把大家集合起來,再賦予每個人相應的權力。來自不同社會領域的溝通可以產生新的能量,就像是破碎的鏡子落在地上產生出新的「鏡像」。最後我問大師,這會不會過份樂觀?畢竟人類都是自私的。他只是笑笑口地說:「難做並不等如做不到,即使做不到也不等如不要做。我們可以不相信人類,但不要不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