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連綿，從荃灣市區乘小巴穿過山野，走進林間，不消十來分鐘已是別樣光景。城鄉相隔，讓荃灣川龍仍保留原貌，水川靜流。「端記茶樓」四字高掛，居民與行山者皆聚合在此，彷彿浮游於雲間。沿山路而走能盡見獨一無二的梯田與水澗，屋子棲身在旁，生活與自然，只懸於一線。山水漫漫，如此客家村落，盛載了怎樣的歷史故事？
最近由康文署轄下的藝術推廣辦事處策劃、以及在地藝術策劃伙伴創不同（MAD）協作的《邂逅！山川人》，邀請十三位藝術家走入山川，呈現川龍的繁盛興衰，讓枯榮栽植於枝頭。在藝術家的眼光裡，折射出一條村落的駁雜景貌，拼合成流動的輪廓。娓娓道來的，沒有大歷史，只有山水鳥鳴，與人的生活細語。
楊秀卓與村民共創作品《牆上的痕跡》
無法預設的經驗與記憶
川龍位處大帽山腰，歷史悠長，卻如香港的大片郊野，不存於城市人的視野裡。山野不止供給城市人的行山消閒玩意，我們早已忘記，一山一水，皆有歷史遺痕，也埋藏了居民的生活日常。隱沒的記憶只能憑藉不同歷史照片，或村民間的口耳相傳而流轉。如此記憶，不止是歷史細節的鋪陳，更是通過人的互動而萌生。《邂逅！山川人》正是承接這樣的特點，以藝術轉化，回返記憶，也重塑記憶。
香港山脈村莊逐漸消逝，選址川龍也讓人重視此處的歷史痕跡。藝術推廣辦事處公共藝術資料羅欣欣說到，由兩年半前一直尋找閒置村校，希望嘗試以歷史空間邀請藝術家創作。「我們也曾留意不同的老房子、書齋。好像去年的《邂逅！老房子》便是其中的嘗試。於是我們尋找不同可供短期租用的空間，後來我們發現川龍的村校貫文學校狀態甚好，因此便選址在此。」她續說，因是次計劃規模甚大，是故邀請了MAD合作，從村校延展入村。
李香蘭作品《川龍百態地圖》原稿
村校立於小山坡上，能駐足觀看川龍的迴轉山脈，一片綠意。這樣的景勢被藝術家李香蘭繪在紙本上，成了斑斕色彩的《川龍百態地圖》。地圖上能辨別出各村民的臉孔，連小狗與掛在樹上的聖誕老人也入畫，刻下村落的別致風景。藝術家通過訪談及與村民的互動來記下神情，活潑生動，好像悠閒喝茶玩牌也被一一捕捉，躍然紙上。地圖遂成為是次計劃的座標；另一邊則畫下各種昆蟲等「另類住客」，更邀請住民之一的年輕人BOBOYIN合作繪畫，交換村落日常百態的記憶。
記憶的傳承也是這次計劃的特點。口述歷史難以被具體記錄，因此村民眾聲錯落在藝術場域之間。好像同樣住在荃灣的藝術家李淑雅，她小時候亦時常在周末與父親到川龍行山品茗。因此她帶著昔日對川龍的個人記憶，創造了狗隻的裝置《黑泥白石反光水》，仿效山路上的野犬，伴隨山旅人。MAD的策展團隊更分享，其中一頭「小狗」無故傾倒，村民十分擔心，馬上告知他們。後來當他們抵達，「小狗」早已被重新移正，可見「小狗」早已融合於村民的生活。各種記憶與經驗重新匯聚，無法預設，正是藝術與社區的接通之處。MAD的策展人張慧婷說到：「我們這次邀請了九組十位藝術家。他們都很RECEPTIVE，創作方式也未必將自己凌駕於地方，而是願意以地方出發創作。除此以外還有口述歷史的團隊，由朱耀江老師帶領。起初我們先作歷史研究了解背景，同時間讓藝術家花時間在這裡，跟村民互動。我們希望重視藝術家在這裡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完成作品，然後擺放成展覽。藝術家有此機緣來到川龍，然後與村民以創作的態度來過生活，在生活裡發現，再通過創作來帶動有意義的過程。」
李淑雅作品《黑泥白石反光水》
告別白盒子
與村民的交流成為作品的一部份，因此，藝術場域沒有正襟危坐的保安，只有村民由衷地守護。我們來到的當天正下著細雨，卻發現「藝術品」皆披上塑膠袋，村民早已自發保護。村裡的人，構成藝術的一部份。後來，我們步行至山坡上的小屋，沿路掛上白布，屋前一片空地原是雜草叢生，藝術家黎慧儀與其創立的田邊藝術研究所成員合作，聯合社區設計師郭達麟，以村內常見的苧麻與雞屎藤等築成《苧麻公園》。異於坊間所見的「公園」，此處沒有規條，更置放了蚊怕水等供給遊人，成為由下而上的自發空間。公園正位處其中一戶民居前，我們前來時村民擔任義務的導賞員，講述流動的生活經驗。這種根植大地的經驗，拆毀白盒子（WHITE CUBE）的高牆，讓參與者以另一種方式來觀看藝術。
近年，亞洲愈漸盛行在地藝術的創作形態，重視與地區的互動性，深挖場域原來的歷史，讓藝術栽種於此。這種由西方傳來的大地藝術傳統，銳意告別白盒子，走到社區中心的經驗嫁接至亞洲地區，好像日本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與瀨戶內海藝術祭，都是成功的顯例。但各地各物皆不盡相同，當這種經驗來到香港，又如何能與本地社區接軌？羅欣欣亦說到：「日本自2000年起舉辦大地藝術祭，運用空間活化農村與經濟，也讓大眾對藝術有新的看法。這種模式影響世界不同地方，例如刺激我們思考如何運用棄置的空間。而處身在香港的語境，以這次的計劃為例，有兩方面值得思考。首先是香港如何能善用空間。另外也讓匆忙的香港人停下來消化，讓香港人認識自身的歷史。」
是次落戶川龍有別於去年的《邂逅！老房子》，面對村民具體的生活，藝術家不再是作品唯一的決策者。因此協商也是重要的過程之一。羅欣欣說到由起始參與村民大會，村民一直樂見其成。「村民需要時間培養與蘊釀，藝術家以軟性介入的方式，與村民溝通與建立感情。」MAD策展團隊亦分享，村民雖未必明白藝術，但仍樂意藝術家的介入及參與。其中最大的障礙是楊秀卓創作時，原計劃邀請村內的年輕人參與，誰知年輕人早已所剩無幾，於是改以孩子，在象徵村落的重要場域——村公所的外牆塗鴉，不諳書寫的幼童寫上錯別字，更著重創作的過程。另一障礙是當楊秀卓以一座房子外牆創作受到阻撓，最後也通過與村民協商而突破難關。除了策展人、藝術家與居民之間的斡旋外，不同政府部門之間也需要協商，才能讓這種著重人與人的連結和演變過程的創作得以發生。
黎慧儀作品《苧麻公園》
回歸生活本質
另一種告別白盒子的形式是改變制度場所。當我們來到貫文學校，小孩熱鬧地玩耍，學校作為規訓的場所已然消散，空間被轉化成孩子們的遊樂場，勾起昔日學校的歡快時光。歷史回憶在學校的空間內層層鋪展。好像黃國才的《班房回憶錄》讓操場重現一桌一椅的斑駁痕跡；梁志和的《攝影者的記憶》以村民之一的攝影師翟偉良所攝的舊照重尋回憶；伍韶勁的《八百八十里的晝夜》以水為喻，盛滿一池濕潤的記憶。至於鄧國騫的《肚子》更是將自身女兒的影像投射在空間內，並與母親的肚子重疊，孕育生命，實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成長於錦田圍村的鄧國騫來到川龍，折射別樣的想像。他坦言對「群落」的概念感興趣，因此拍攝不同世代村民的訪談，並每次只播訪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聲音（該日的值日生）。鄧國騫也收集村民的衣物與自身的衣物混合，回歸生活的日常本質。群落也見於葉啟俊的《山旮旯OK》。承繼他過去對客家話的著迷，這次在村內學習獨有的客家話歌謠，且教授孩子稚嫩地朗讀數字，並轉換成卡拉OK裝置，置於村公所外，讓深埋記憶的語言繼續流傳，成為幽默且親切的日常姿態。
陳思光作品《新新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