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時代周刊》選出「The Silence Breakers」為年度風雲人物，性侵倖存者在METOO運動中作證，不單打破社會對性侵事件的一貫沉默，也撼動了當地的政經權力結構。自《紐約時報》爆出荷里活大亨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醜聞，女星Alyssa Milano 在Twitter上呼籲各人以#METOO分享自身遭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運動如野火燎原，從影視界燒向音樂界、文化界、傳媒界、體壇、科技界、學術界和政壇，不少位高權重的人先後被揭性侵黑歷史，包括影星Kevin Spacey、美國奧運隊醫Larry Nassar、前亞馬遜工作室負責人Roy Price、笑匠兼導演Louis C.K.等，當中不少被停職或撤換；涉性侵政要更包括歐洲議會議員、英國內閣官員，及民主黨參議員Al Franken等，而阿拉巴馬州的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Roy Moore，更因為遭多名婦女(包括未成年少女)指控性侵而令選情受挫，把25年來深紅的阿州輸了給民主黨的Doug Jones。
METOO運動在美擊起千重浪，浪頭也衝向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和日本等。在歐美，不少性侵倖存藉METOO運動自我充權，而運動也實在地引致權力頂層的「執位」；然而，METOO在亞洲的影響卻不甚卓著，更迎來不少反撲。香港運動員呂麗瑤在社交網站響應METOO運動，自揭13歲時遭教練性侵的經歷以鼓勵倖存者發聲，竟惹來不少批評，先有名咀作家陶傑以「幼稚園被老師捏臉珠」類比性侵，揶揄呂氏和METOO運動；論者更指責她不報警卻令教練被「未審先判」，而自白書是「雕琢而成的商業文案」；其後網民更質疑不少性侵或性騷擾指控均屬誣告，誣告者大多只判社會服務令，被誣告人卻要受監禁和身敗名裂之險，委實不公。
何以METOO運動在歐美能挑戰現行的權力結構，卻在香港遇上反撲？
開展METOO運動的結構性條件
METOO運動最先由美國黑人社運人士Tarana Burke於2006年發起，至Harvey Weinstein事件後頓成全國以至全球運動。然而，#METOO在美的竄起，自有其結構基礎和歷史機緣。作為民主社會，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在美國仍普遍存在，從屢被指控性侵的Trump也能當選可見一斑，但美國依然是其中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產出地，其公民社會中關注性別議題、以平等公義為理念的民間團體亦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在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互動中，不但有編採獨立的第四權揭示不公，而公民社會的群體或個人在組織運動、介入輿論、政策倡議方面素有經驗，具實力和資源推動性別制度的改革；Trump當選後，擁抱進步理念的民間組織更是蓄勢待發；在2017 Women’s March中凝聚的抗爭力量，不多不少也是#METOO運動鳴放的重要背景。
反觀香港，平機會歷史不過20年，而不論政府還是民間對性別平等主流化的願景均是愛理不理：現行的政治制度難以令民眾通過代議政制或公民社會倡議來促使政府就性別議題推動改革；政府放軟手腳，民間更是「無為而治」，平機會過去於體育界、商界、社福界和學界的調查均顯示，多數機構並沒有設立性騷擾處理機制，即便是傳媒機構對內部的性騷擾也是冷處理。當權者和現行制度缺乏性別關注，彷彿預示了#METOO在港的「硬著陸」；但對運動最大的反撲，卻來自民間----更準確而言，是網絡。
本地厭女文化消弭#METOO動能
自呂麗瑤剖白以來，響應#METOO的名人寥寥無幾，更沒有位高權重的人被實名舉報以致下馬；反之，自揭受性侵的女藝人被網民嘲諷揶揄，各KOL空群而出拋出法律、兩性關係、東西文化差異等觀點分析這些女士的行為有何不妥。網絡白目(Internet Troll)一直是香港網絡文化一部分，而這些白目亦身受香港根深柢固的厭女文化(misogyny)影響，在他們參與及建構網絡並擴大其話語權的過程中，網絡愈發變成一個性別不友善的場域。其一新近例子是上年5月發生的九龍灣橋底姦劫案，一些網民訛傳受害人為兼職女友並把她「起底」，質疑她誣告被姦。這種對受害人的網絡公審和欺凌，與針對參與#METOO的女性的侮蔑如出一轍。
我無意在此詳述香港厭女文化的結構成因，但我想從網民對#METOO的反撲分析一種(兩性)關係互動的焦慮和文化權力的爭奪。
我是90年代的周星馳迷。記得《算死草》有一段講述陳夢吉在家設局要非禮美女水蓮花，最後非禮不成反自食其果的逗趣情節。這般涉性笑話一向是香港電影的公式----急色男垂涎美女，或男主意圖以春藥使女主跟自己歡好的輕甜情節。這些情節看似俗而不賤，卻是披著笑料外衣，淡化違犯被意淫者的意願的涉性行為。這種「搏懵抽水」並不只出現在電影，也存在於日常。多年來，這種淡化性侵的論述在香港社會形成一種未得廣泛共識、由某特定性別(男)和性取向(異性戀)的意見領袖和受眾按其主觀意願來定義和傳播，並經由流行文化和次文化群體廣傳並合理化為「調戲」、「欲拒還迎」的性腳本(sexual script)，更甚是，贊同這性腳本的人偷換概念地挪用性權派的「情慾自主」觀點為其加持，層層遮蓋或不肯面對僭越他人身體自主權的事實。當被意淫者坦白其創傷時，即被視為挑戰「行之和諧」的性腳本，或是獵巫般亂扣性侵帽子，故這套腳本的支持者必須盡力質疑這些證言，以維護現行的一套支配和理解(兩性)關係互動的方式，及合理化這種方式的話語權。
個人賦權無法達至制度改革，關鍵在串連
縱然受到反撲，METOO運動在香港也有積極影響。各界對呂麗瑤事件的高度關注，令社會就性侵事件的司法、執法、性教育、防治機制度等向度展開討論。這些反思能否轉化成制度的完善，還有待觀察，但大眾對性侵事件的關注可說是超出了「捉凶手」的層次；而當日在面書對呂氏和METOO冷嘲熱諷的陶傑，數日後竟在有線時事節目中肯定METOO的正面作用，轉變之大變調之快實令人嘆為觀止。把性侵事件導引至制度和文化改革，需要不同界別的集體串連。若只有呂麗瑤一人發聲，充其量只有她本人或少數同路人能在剖白中感到主體性(Agency)的實踐；但個人的賦權無法撼動整體權力結構或改變制度，必須透過串連不同個體、群禮以至組織，凝聚力量，才能調整不公義的權力平衡，正如呂氏發聲後，學界、體育界、文化界、法律界、公民社會等前仆後繼地導正和延展討論，即使無法撼動本地的政經結構，卻也可掀起一場文化反思，向倖存者拈來一點安撫。正如METOO發起人Tarana Burkeh所言，METOO是一場「以同理心充權」的運動，目的是與倖存者同行，以達致群體的療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