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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約十年前，曾於香港浸會大學遇見吳宇森(JOHN WOO)。那時他為講座做嘉賓，誠懇跟台下的年輕大學生，包括我，分享電影和人生種種，勉勵大家既當尊重工作，更當尊重身邊人。會後，他還細心地給影迷帶來的影碟逐一題字，記得我遞上的《縱橫四海》DVD，就獲得「繼續努力」四字作鼓勵。只是年少無知，除了開心，並未細嚼背後寄意。
等到十年後的今天，於澳門理工學院的講座之上，跟吳宇森重遇，看著近年戰勝淋巴癌的他，積極地重投創作，為新戲《追捕》不惜時間、心力地盡跑宣傳、與人交流之時，才終於明白，他過去送上的一句「繼續努力」，原來毫不簡單、絕不膚淺，而是要用一輩子來驗證的道理。
「就是不管做什麼工作，只要是與電影有關，都是一個好的訓練機會。如果真的喜歡，就要堅持下去。」七十有一的他，不願計較太多得與失，特別親歷過死神召喚、體驗了各式離別(像心中英雄高倉健病逝、與老友們分隔異地)、以及目睹過影壇盛衰之後，更清楚創作的本質，無非用光影去捕捉一些人情故事，好為明日的世界多留一點希望和快樂，至於功名利祿？盡是虛空。
重拍經典留著友情
自《赤壁》（2008）和《太平輪》（2014），吳宇森久未現身。這次重拍日本殿堂級演員高倉健同名電影《追捕》，多少是為了向已逝的英雄致意。早於80年代，吳宇森已經深受高倉健的硬漢形象吸引，既參考其影幕本色於《英雄本色》塑造了經典人物「MARK哥」，也多次打算跟對方合作。奈何時也命也，因各有各忙碌，加上同樣患了淋巴癌等事故，合作計劃只得一拖再拖，2014年11月10日，高倉健病逝於東京，先走一步，獨留吳宇森於人間守著未完的夢。出於思念，彌補遺憾，他決定翻拍一齣高倉健的舊作，以作致敬。
高倉健的經典電影眾多，為何選擇重拍《追捕》(1967)？
吳：原先想重拍高倉健另一部片《驛站》（1981年），那是一部更成熟的作品，恰好準備籌備劇本時，收到寰亞查詢，問我有無興趣拍《追捕》，雖然這部戲當年香港票房一般，但在大陸破晒紀錄，於是也想一試。
若說《追捕》是重拍高倉健之作，未必是最準確的形容，皆因日本電影公司不肯賣出重拍版權，只容許我們用當年戲裡的主題曲，結果2017《追捕》中，我們不能挪用舊片的任何情節。思前想後，團隊就改為參考舊版《追捕》的原型，亦即西村壽行的小說《涉過憤怒的河》作改編藍本，選用當年未被起用的梗概和情節於新版本。
《追捕》之前，你已試過於《喋血雙雄》參考梅維爾的《獨行殺手》向偶像致敬，另外，你的經典《英雄本色》也是不少後輩的模仿對象。你怎麼看「重拍經典」這回事？
吳：重新拍攝(RE-MAKE)有很多種類，有的照本宣科，有的在原版中注入新元素。我傾向後者，抽取舊作裡認同的觀點或架構，同時於新作注入個人感受，加重創作成份，以免觀眾比較，看到的是另一部（新）戲。今趟《追捕》，原著《涉過憤怒的河》寫於60至70年代，原故事已經脫節，所以改編時除了沿用主角被嫁禍、跟警方惡鬥、藥廠陰謀、人體實驗的元素，我作了大量調整，譬如動作，融入簽名式的場面，像雙槍、慢鏡、白鴿、雙雄惡鬥等；內容上，我最注重感情，刻意放入「友情」訊息，像描寫張涵予跟福山雅治亦敵亦友、惺惺相惜；第一次拍女英雄，加入兩位女殺手亡命天涯的扶持；還有張涵予跟河智苑的一剎相知。希望在連串暴力打鬥裡，滲透一點浪漫和柔情，讓大家感受久違的江湖情，看到一部「吳宇森的追捕」，不是「高倉健的追捕」。
以為電影為教堂傳播信念
情與義，是吳宇森的電影和人重要一環。讀《美荷樓記— 屋邨歲月鄰里之情》一書，他曾於字裡行間提及，兒時居於石硤尾的寮屋區，因父患肺病、家貧如洗，過了不少苦日子、偶遭霸凌，不開心時，他會躲入教堂，尋找片刻安寧。不曉得是否天父憐惜，後來教會向他伸出援手，既資助學費、也照顧心靈，引導其走上正途。長大後，吳宇森縱未如童年志願當上牧師，可是大半生始終持守博愛精神，巧妙地以戲院作為一所教堂，透過電影向世人傳達正義、互愛的信念。
你的電影愛談悲劇人物的自我尋找和肯定，但同時卻又強調人與人的關係，兩者之間有否矛盾？
吳：我認為解決問題，無論如何都得靠自己行動，只是這不代表你可以否定外界的存在。譬如拍電影，導演雖然是最後決策的掌舵者，但他還是要學尊重不同合作者的意見，因為這是一種群體創作的藝術，獨斷無補於事。當你願意把心境放開，站後一點去看世界，往往會從友誼之中，得到比名利、地位來得更強大的快樂。今次《追捕》就好好玩，有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和香港人參與，可以互相學習和了解對方的文化和精神，例如日本演員工作態度專業，我們自然也不敢懶散，起了積極作用。
我在外國生活久了，深明外國人與中國人的嫌隙。主觀的說，荷李活的人普遍對我友善，但客觀去看，深知他們對其他中國人(或亞洲人)還是存在偏見。記得拍攝《飛虎隊》，有一班廿來歲的中國和美國演員來CASTING，期間有兩個人無端跟我道歉，『導演，不好意思，看你的劇本之前，我們不知道日本侵略過中國，也不曉得有過這樣的一場戰爭。』那一刻，我既感動亦驚訝，原來外國的教育體系，只強調歐洲戰爭，少理亞洲歷史。我覺得死喇，這麼大件事，怎能不知道？所以我拍電影將成敗看得好輕，比較著重去捕捉人性的觀察和感受，立心透過將作品世界性的發行，讓人與人互相了解，多結交一些朋友。
你提過演員多數沒有安全感，你又可有運用早年參與舞台劇和當演員的經驗，幫助他們消除心理障礙？
吳：好簡單，就是尊重。我重視演員的狀態，演出前後都認真觀察他們的氣質、感情，傾談時，習慣留意他們的眼神和手勢，不會只講無聊話題，會多問及人生想法，從而尋找各人的氣質，再決定動作的編排、按手型大小拿什麼槍、側拍還是正拍好看等細節。就算觀眾未必察覺，至少當事人安心，覺得自己是靚的(笑)。我又尊重創作自由，舉例美國拍戲不準演員改對白，但我反而會徵詢意見，只要合情合理，不介意他們改幾粒字、換幾句台詞，過程中有分歧？我也不會鬧人，平心靜氣調整就好。(可有例子？)像《奪面雙雄》(Face/Off，1997)，Nicolas Cage就角色提出不少想法，好些我都沒想過，經他建議後再修改，效果不錯。
某次訪問你的好友胡大為，講起你倆識於微時、一起剪片的舊事，他說你最愛於他捱餓時送上「梳打餅」打氣，是一位「梳打餅好兄弟」。我好奇，拍戲於你來說，會否不止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場感情的聯誼？
吳：是的，我不想合作者有遺憾。好怕別人帶期望來參與，卻找不到表現的機會，最終黯然離開。能力範圍之內，我盡量照顧每一個部門，容讓他們有所發揮。試過我要一隻杯，他們覺得有空間，就主動找夠十款給我選，再分享眼中的美感概念；或者某次拍一部戰爭片，因為卡車的炸藥早了引爆，有些動作演員受傷了，我好擔心，趕忙吩咐他們休息，康復了再找天重拍，但他們不理一切，繼續換衫、補妝，用泥撻上傷口就衝回現場演戲……嘩，我好感動……原來鼓舞、尊重和自由，可以令一個人覺得一件事有意義，搏老命去完成，好難忘！不過，安全要緊，別做傻事，任何人受傷，我都會心痛(笑)。
老影迷的時代感慨
每一代電影人各有艱難，之於吳宇森這類見證過美好時代的，跟新世代接軌會是最大挑戰嗎？前幾年，拍過《 Taxi Driver》 和《 Goodfellas 》的名導馬田史高西斯，和拍過 《Alien》 和《 Blade Runners》 的列尼史葛，分別發表過「The cinema I grew up with and that I’m making, it’s gone.」和「Cinema mainly is pretty bad」，隱喻電影正在消亡。巧合地，吳宇森在《追捕》中，也透過一對男女主角(張涵予和河智苑)的相知相遇，流露了對「老電影」的懷斷。這讓我好奇，深受法國新浪潮影響，情迷知識份子如杜魯福、高達、梅維爾的他，是否有意借《追捕》寫一封情書給老電影？
你是否很留戀老電影的時代？
吳： 沒錯，是我當下的心境。自問非常懷念老電影，60到70年代，無論是歐美，還是香港的戲，都極為精彩。那年代，每一種電影都在創新，每一位電影人都注重影像章法、文學性，不少故事和對白，都具深層意義和訊息，各種類型的戲都好睇。80年代，法國和香港先後湧現新浪潮，影壇中人互相支援，社會氣氛向上，不少電影都有濃烈的人情味，就算像我的《英雄本色》不是真的拍得好好，至少都真情真意(笑)，回看也算感動。
但如今科技進步、進入手機世代，人與人的關係反而疏離了。大家不愛面對面傾偈，友情就是電話上篤來篤去（笑），個人主義愈來愈強烈，社會走向自私、感情失衡。電影圈也愈來愈亂，不管內地還是美國，只要有一部戲破了票房記錄，投資者就不理三七廿一，硬要你跟賣座片模式去剪、去拍，網絡又會湧出一群網民，反過來指導你該怎樣拍戲，看過有些問卷，觀眾直情寫「警局外的空鏡直情唔駛要」，完全不關心導演構思的原因。總之樣樣急就章，樣樣都說不用解釋，別拍7、8個鏡頭，1個搞掂就得。
現在的電影少有創新，好編劇和好劇本難尋，更是全球影圈面對的困局。沒經過大災難，生活體驗不夠，觀察和知識只來自互聯網，導致好多新編劇一係寫得幼稚，一係為文學而文學，盲目運用矯糅造作的形容詞，對白完全不是正常人會講的廢話。譬如我想拍一部關於李白的故事談道教思想，又想拍一部戲全是講劍的，甚至想參考小林正樹《切腹》的氣氛，拍關於荊軻的故事，但好難找到一個年輕編劇既懂歷史，又理解當中心境。嗯，看到不少新戲缺乏對家國人性的溫情。哈……我有點隱憂，新一代年輕人，可會慢慢搞不清什麼是電影，甚至什麼是好電影呢？
你的說話，讓我想起侯孝賢在《聶隱娘》裡的對白：「人往前走，隨着成長愈看愈深，最後必然只有一個。」，你是否也面對創作的孤單？
吳：(頓一頓，點頭) 有！好多添。不是說我無靈感，而是沒有好朋友可以傾講、切磋、提點，難以構思出更新、更好的意念，幾寂寞。耐唔時，我會懷念和徐克合作的舊年代，但無啦，現在大家各有各忙，好難先見到一次。但有時又好矛盾，因為寂寞可以幫助沉澱思維，所以…有好有壞啦。
雖然時局混亂，但人總要向前走。新世代的電影，可有為你帶來什麼刺激？
吳：實情我近年少入戲院，一路只多看DVD，目前最愛看歐洲片，英國、法國、丹麥、瑞典和匈牙利的電影，基本上都好看。雖然當地的電影製作成本不多，最大不過兩千萬左右，但由於尚算保持比較正統和正常的章法講故事，氣氛控制、起承轉合有驚喜，演員質素也愈見優良，算是全球好片集中地。完成《追捕》的宣傳，我正打算去歐洲開始下一部西片的籌備工作呢。
借《追捕》結尾，福山雅治跟張涵予道別的寄語「HAVE A BETTER TOMORROW」 一問，你認為香港電影還會有更好的明天嗎？
吳：雖然時代好亂，但亂世出英雄嘛(笑)，我不全然悲觀。受環境、文化、歷史和地理條件所限，香港拍戲的條件難有大發揮，不過世界好大，放寬心懷，走遠一點，去內地、台灣、歐美闖一闖，全球那麼多民族，總有故事發生。有時不要分得太清楚，以為港片一定要在香港拍，要學會將各地文化和資源互融，像當年我去荷李活發展，都擔心過文化差異，但師父張徹給我寫了一句話：「用西方的技巧，融入東方的精神」。同樣，就算你去大陸拍大陸的故事，用當地的製作資源，思想上也可融入香港精神。香港的精神是什麼？就是自信和急才，凡事隨機感變，例如同一個主題和訊息，你可以透過一個女性角色去講，但轉換到一個男性角色身上也一樣能表達，就是本事。香港人最叻絕處逢生，將不可能化成真實。聽聞有兩、三個年輕導演拍得幾好，所以我想鼓勵大家不要怕亂，繼續努力、繼續前進。哈哈哈，有點長氣和老土，不過老人家說話是這樣……請別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