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不知，直至上一期（第499 期）為止，《號外》的LOGO其實已經用了近40 年。雖然這幾十年來，這個LOGO曾經變大又縮小過，線條粗幼也曾微調過，但還是跟1979 年由插圖社ILLUSTRATION WORKSHOP的黃健豪和李錦輝所設計的原型相約。而40年後的今日，《號外》終於迎來了第500期。為了紀念這個難能可貴的時刻，以及希望藉此展開新的一頁，我們有幸邀請到香港著名設計師陳幼堅先生，為我們重新設計了一個新LOGO，以象徵《號外》對傳統印刷媒體的信心，以及繼續建構香港文化身份的決心。接下來，就讓我們通過《號外》新舊LOGO的故事，來回顧一下這本全港歷史最悠久月刊的歷年來的演進。
從THE TABLOID到CITY MAGAZINE
1976 年9月，陳冠中、鄧小宇和胡君毅一起創辦了《號外》。但當時的《號外》並不是一本雜誌，而是一份仿傚紐約《THE VILLAGEVOICE》形式的「小報」，由胡君毅所設計的刊號更清楚地寫明「號外 THE TABLOID」。可惜這份「小報」大約做了五期之後就頂不住，最後決定轉變成雜誌才得以繼續生存。變成雜誌後的《號外》，英文名改為「CITYMAGAZINE」。陳冠中認為當時的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我們其實擁有不輸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城市所具備的獨特性格和精神面貌，並深信香港的這些特質都是世界獨有的。所以他便決定用「CITY」來命名這本MAGAZINE。同時我們又多了一句口號叫：「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MAGAZINE」。他解釋說：「這是為了標榜自己是一份世界城市的雜誌。蕞爾小香港自我感覺良好，喧嘩生猛，敢為天下先。」所以，用今天的說法來說，《號外》絕對是一本最「本土」的，也是第一本打正旗號說自己是代表這個城市的香港雜誌。而當時為CITY MAGAZINE創作LOGO的，仍然是擅長繪畫漫畫的胡君毅。這裡先叉開一下，說說70年代香港的城市面貌。當時的香港，剛從六七暴動安定下來，殖民政府於1969 年首次舉辦「香港節」，鼓吹建立「香港精神」。但什麼是「香港精神」？當年7月1日《華僑日報》的社論便提及，「香港精神」其中一重意義在於所有市民對香港有歸屬感。然後就有了IRENE RYDER唱：「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其中一個由胡君毅繪製的封面：1976 年6 月號作為《號外》的創辦人之一，畫得一手好漫畫的胡君毅，早期除了做主編的工作之外，還要包辦雜誌所有的美術工作，包括《號外》封面、《號外》LOGO、版頁上的陰陽直線等。
自此本土主義開始在戰後嬰兒潮一代裡萌生，1973 年導演楚原拍了《七十二家房客》，打破了香港電影的票房紀錄，粵語片瞬即取代了國語片成為主流；1974 年因為〈啼笑姻緣〉的出現，廣東歌開始流行；1975年西西發表了小說《我城》，寄喻香港是我們的城；1976 年《號外》創刊，1977 年正式定名為《CITY MAGAZINE》，開始定義「城市」。那個時候，香港的社會和文化進入了脫胎換骨的時期，但其實「城市」這個概念之於香港人來說，仍然是很模糊的。陳冠中將雜誌套上城市之名，最初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希望透過雜誌來研究、摸索和討論，像其他創作人、傳媒人、文化人一樣，都在實驗中慢慢學習。對他來說，正式的啟發點應該是1977 年7月《號外》裡一篇由七靈寫的文章，叫〈灣仔：吾鄉、吾土、吾民〉。陳冠中曾憶述說：「看著題目我就眼中有淚，但我在瞎感動什麼？我是在九龍尖沙嘴長大的，活動範圍北至中學所在的窩打老道，南至我爸上班的港島中區，後來到薄扶林上大學，才偶然涉足灣仔。大概，當時打動我的不是灣仔，而是：人可以對自己長大的小地方這麼有感情，並且可以像七靈那麼有勇氣大聲喊出來。」自此，每期《號外》都有相當的篇幅，甚至用上各種主題大故事，來描繪香港在「城市化」過程裡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百態。
早期的《號外》已有很多關於社會議題的FEATURES，就像1978 年7 月的〈西區大災難〉裡，便用了城市規劃的角度去分析當時政府重建西環一帶的發展方案。
呂大樂在《號外三十》一書裡說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以發掘問題的方式介入社會，評論不再重複舊時的兩種極端，而是要有觀點。這種新聞不只是資訊，評論也是為了與讀者對話。而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便是《號外》創刊時期的重點之一。」這個觀察可以在第一期〈贊育醫院弄錯血型輸錯血〉一文中得到印證。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可以是陳冠中當年最擅長，以及最想在《號外》做的事。曾修讀社會學及新聞學的他，對各種城市話題、社會議題、時代趨勢，都有敏銳的觀察。而且因為調查形式的新聞報道很多時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所以他只要稍為改一下筆風，就可以變成小說或其他深度文章，用來表達他更個人的觀點及觀念。例如在1978 年8 月，他便創作了宋家聰這個人，首次以半小說的形式寫成了《太陽膏的夢》一文，透過一個從外國回來不務正業的二世祖角度，描寫70 年代香港的社會面貌。所以在這一點上，MAGAZINE的確比TABLOID更加適合他去發揮。
插圖社帶來設計思維
由胡君毅繪製的LOGO一直用到1979年7月，一個名叫插圖社的組織自告奮勇地要為《號外》創作封面，並包辦內頁設計、拍攝時裝特輯，成員黃健豪和李錦輝更為我們重新設計刊號LOGO，而這個充滿現代感的LOGO 一用便用了近40 年。資深廣告人老占（JIMMY LEUNG）曾經這樣形容插圖社：「香港廣告及設計史上，最神秘又最勁揪的一個組織，這個類似五陵會、投名狀、拜關公斬雞頭的同盟會，影響著一整代人，我們當年入行或多或少受其影響。」其實插圖社是在1975年，由8位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的年輕設計師組成的團隊，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設計界別，平面、時裝、攝影都有，今天的攝影大師梁家泰，以及著名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當年都是插圖社的成員。
鄧小宇曾經這樣形容：「他們好叻，懂得群體的力量。當時一個人出來要成名好難，但GROUP做一TEAM人一起走就不同了。他們又有氣勢，又著得新潮。當年，他們幫《號外》做了7期，其中一期經典封面便是『中國靈感』（1979年9月號），其中一個女子是劉天蘭，另一位是杜嘉麗，是一個很BOLD的封面，整個封面用上紅色，連化妝亦用紅色，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也是打從那個時候開始，《號外》內部才增設了設計師和美術指導這兩個工作崗位，並開始創作具概念性的封面來配合當期的主題。「例如1980年岑建勳上場出任總編輯，他找來了好友黃仁逵當美術，1月號主題是毒品，封面上個女仔抱住個洋娃娃，但鏡內的她卻在打針；4月講GOING UP，就將一個正面和側面併在一起；5月講夏天情懷，就拍了張國強食雪條；8月講包裝，便有陳秋霞正被包裝；4周年就用了四個頭做封面。玩咗輪咁樣嘅嘢，都幾得意。」
1980 年7月，《號外》的封面故事更直接了當地講「URBANISATION」，開章就歸納了香港各種因為城市化而催生出來的新社會現象，包括：「消費就是生活」、「新消費品促成的城市感性」、「不再寄望下一代」、「玩樂主義」、「小家庭老死不相往來」、「超級市場面孔」、「影像文化孕育下的新文盲」、「通才教育的式微」、「白手興家神話的幻滅」、「迷信科學」、「追尋單一標準」、「跳字思維」、「反客為主的哲學」、「SMART-ASS作為新美德」、「自戀心態」、「假居安思危心理」，以及「話知佢吖」。這17條「大罪」基本上均為當時《號外》編輯所不齒，然而在後面〈我們都是城市人〉一文中，宋家聰（陳冠中筆名之一）又認為，我們只能無奈地全盤接收這些壞處，因為自然生活已經離我們很遠很遠，大家都回不了頭。
中環價值
從這個面向去思考你就會明白，為什麼7、80年代的《號外》很多時候都會講中環，馬家輝替小宇的新版《穿KENZO的女人》寫序時，他這樣說過：「中環建構了一個對於絕大部份香港人來說肯定是炫目的、華麗的、陌生的商品符號系統（ 從服裝到髮型、從食物到音樂、從住屋到裝潢、從旅遊地點到做愛場地， 一天廿四小時的起居生活所需無不成為書內人物的品味區分判準）。」所以在那個年代裡，最能代表到香港「城市」概念，有最多「新品種」香港人出現的地方，一定非中環莫屬，於是《號外》一直以來最關心的是代表了「創新」的「中環價值」，而不是彼方象徵「老舊」的「獅子山精神」。
對於中環，《號外》總是特別敏感的。早在1979年1月號裡，《號外》做了一個「德己立街」專題。在地鐵通車之前，已經預言了「這一段的德己立街，加上毗鄰的蘭桂坊及榮華里，只要略究修飾，將是香港最具潛質的新娛樂焦點。路邊咖啡座、露天藝術展覽、陽光下的街頭音樂會、波希米亞人的小擺設攤檔、時裝店、酒庫、的士夠格、花檔、外國遊客、本地遊客──這一切都可以在德己立街出現。」預言成真了不特止，由這時起很多《號外》的「創作」，其靈感或背景都源自中環，例如「女強人」、「SMART ASSISM」、「必勝客」、「DISCO 作為生活方式」，還有我們熟悉的「錢瑪莉」和「顧西蒙」都離不開中環。
對於中環的興趣，也讓80年代的《號外》多了一個叫「CENTRAL INTELLIGENCE」的專欄，每期集中報道中環的新鮮趣事，內容除了八卦之外也帶有城市觀察的特色。例如1982年5月， 陳守真在〈SATURDAY AFTERNOON CENTRAL-GATHERINGMOMENTUM〉裡說：「中環周末下午的哲學一言以敝之就是不甘寂寞，看人與被人看：男人看女人、被看的女人又不知黃雀在後看夢中情人；崇洋者看遊客，遊客又復看本地風土人情。總之全人類百忙中都是煞有介事，打雀咁眼。星期六下午，中環人也許會急急逃離大本營，但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甚至觀塘的辦公人士都欣然赴會，不辭隔涉趕到中環這VANITY FAIR，來惡補城市生活最新儀態。」胡冠文則在〈中環中心何在〉一文寫道：「中環的中心又在哪裡呢？很少人問，但問題一經提出卻又是問題。相信較中肯的答案是：IT DEPENDS ON WHO YOU ARE。如果你是地產商，中環中心當然在畢打街東南西北附近一帶；如果你是文化學嘢潮人，當然是大會堂，甚至是離行離列的灣仔藝術中心；老政府公務員說是雪廠街、是美國領事館鄰近的政府合署；秀珠堅持在利源東街、石板街一帶；阿好話在中環街市、師爺說在舊大葛樓；但如果你是菲傭，中環中心當然又是在皇后像廣場。還有匯豐，對不起，當然不能忘記主宰香港命脈的匯豐。WAIT TILL YOU SEE OUR NEW CENTRE COMPLETER AND FROM THE HARBOUR。」
大抵，80 年代初，所謂的「中環價值」已經成型，並成為香港最潮的一種新型生活模式。以至1983年9月，《號外》便用了一個主題故事「CENTRAL」來講這個「城市中心」的前世今生，以及大家對它的愛恨情仇。當中，胡冠文的〈邂逅中環〉以個人的回憶書寫出中環的變遷，內容非常吸引，但更加厲害的是胡爾夫的〈愛恨我城：現代的憂傷〉，他以城市學的角度分析了香港在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種種人性失落，更預言了香港未來發展的窘局，節錄如下：「香港在現代化過程中，不自覺地曾做對了許多步驟，亦付出了代價，怎樣保存那些特殊的優良質素呢？現在香港處於一個變局，有機的衍化受外在因素強力打斷，下一步怎行？現代歷史經驗顯示，計劃與放任、政府集權與地區自主、整體目標與個人利益之間，似乎走任何一個極端都會帶來大災難。既要有計劃，又要有彈性，鼓勵市民自發創富；既要政府有遠見有效率，又要限制政府權力，鼓勵地區參與，尊重地區意願，以分散中央政府；既要定下長遠方針，官商合作互相指引，又要儲富於民，不過份要求現代香港人為所謂的將來作出眼前犧牲。能夠允執厥中，需要何等智慧？⋯⋯一個地方的命運並不是完全決定在我們自己是否做對與否，還要看我們控制以外的因素，如世界經濟變化，及鄰國強權的態度。現在因後者的原故，使香港現代化的下一步舉不起來，暫時只能借用羅曼羅蘭一句話：理智上悲觀，意志上樂觀。這已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態度了。」這段話，今天看來實在令人感慨萬分。
《號外》特大書度
雖然80 年代初期《號外》團隊的陣容相當鼎盛，有陳冠中、鄧小宇、丘世文、岑建勳坐鎮，又有張叔平、劉天蘭擔任美指，但雜誌的生意其實仍然不妙。幸好在 1982 年4 月，就在《號外》就快捱唔住要停刋的時候，當時的廣告界名人施養德在岑建勳的穿針引線下加盟《號外》。他替《號外》注入了大量「設計」及「時尚」元素，並決定將雜誌SIZE放到最大，以11X17吋的巨型開度成為全香港最大的一本雜誌，結果成功救了《號外》一命。事關當年的雜誌主要都是放在書報攤裡發售，雜誌一本疊一本，比較小眾的雜誌如《號外》很容易會被報販忽略，放到後排，被其他雜誌淹沒。但改了特大書度後，《號外》就真的「鶴立雞群」站了起來，即使前面被其他雜誌遮住，讀者仍然可以見到位於書頂好似雞乸咁大隻的「號外」二字刊號，而且大書度讓雜誌內的廣告IMPACT 更大，令廣告商非常高興。
當然，大書度亦同時擴大了雜誌封面的創作空間，成為張叔平和劉天蘭進行視覺實驗的大好舞台，例如是7月劉德華半裸睡覺的封面、1983年2月的汪明荃、4月的黃韻詩、6月比較溫柔的呂良偉、1984年4月的崔苔菁、5月的葉童、12月不施脂粉的鍾楚紅、1985年7月的王小鳳、1986年的陳百強、1988年的夏文汐等等。小宇說當年張叔平自己最愛的是劉德華、崔苔菁和王小鳳。記得崔苔菁那次是拍外景，地點是當時劉天蘭在黃埔的家，那是一間很特別的舊屋，裡面有個荒廢了的游泳池，是幾十年前的英國大班住過的，具有很富殖民地色彩的環境。張叔平預先沒有特別的意念，完全是即興之作。而王小鳳那次則恰好相反，他腦海中一早已有了一個很清晰的概念，然後在 STUDIO內照足他的IDEA搭景出來。兩次的方法和 APPROACH完全不同，但拍出來的效果同樣精采，證明了靚並沒有FIXED RULES。
80 年代後期，隨著張叔平的電影事業愈趨繁忙，他參與《號外》的期數就愈來愈少了。這時與張叔平穿插擔任美街指導的便是劉天蘭。自從1979年尾登上《號外》封面之後，天蘭便跟這本雜誌結下了不解緣。到了80年代，岑建勳帶領下的《號外》需要一位肯捱的執行編輯幫忙，那時天蘭跟徐克拍完戲，便被招攬進來。而因為天蘭對視覺和時裝都感興趣，在外國讀書時又曾經在MAKEUP STUDIO裡學過化妝，所以在《號外》工作期間，除了寫稿之外，也會跟進各項拍攝工作，有時更會兼任化妝和造型。小宇形容天蘭係一個好抵得諗的人：「你唔主動搵佢，佢都會走來幫你忙。而當時佢經常跟張叔平一齊去影封面，幫手化妝、借衫。佢本身唔係讀美術出身，但可能在張叔平身上學到嘢，所以後來由佢處理的封面都好靚。」
天蘭造過的封面，最經典的有1983年10月的薛芷倫、11月扮COLLEGE BOY的成龍、1985年4月的刺繡花布背景後來成為了葉德嫻《千個太陽》的唱片封套設計，還有1986年4月可一不可再的亦舒等等。而經典中的經典有兩個，一是1986年10 月的林保怡。天蘭曾憶述：「現在做GRAPHIC有電腦，有PHOTOSHOP、ILLUSTRATOR，什麼都可以變出來，當年是沒有的，你看到畫面上的水從天而降是真的。這個封面是在攝影師SAMWONG的STUDIO裡拍的，我把BOWIE放在椅子上，椅子則放在我女兒的玩具水池內，旁邊放一把兩三級的梯子，然後每拍一張相便倒一盆水下來，潑了一個下午，最後選了這張，是完全沒經過電腦加工。那個水的形態，和BOWIE 的笑容都很經典。」
而另一個就是1991 年12 月張國榮的京劇花旦造型。「大家以為這個是《霸王別姬》的劇照，其實不是，當時我請LESLIE 拍照，有兩個概念給他選，他選了這個，然後我就去統籌，找人幫忙，找衣箱、造手師傅、化妝，甚至替他貼假指甲。那時他還未拍那齣電影，還在競爭那角色，陳凱歌與徐楓還未下決定。TIMING 是如此奇妙，打稿出了後，碰巧LESLIE 請我去台灣金馬獎，他任頒獎嘉賓，我把打稿塞進行李裡，頒獎禮後回到酒店我才記起要給他看，他看了後很高興，問我要了那張打稿，不久之後便在報紙上看到《霸王別姬》決定要由張國榮來演了！」
進入90年代後，《號外》的生意基本上穩定下來，而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以及很多國際品牌開始給我們投放廣告，雜誌內頁亦從書紙黑白印刷改成粉紙全彩印刷，可以說是變成更加精美更加時尚，但某程度上也失去了從前那種RAW RAW地的感覺。1993年，我們把尺寸縮小了一點，以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因為太多人投訴在街上拿著一本大《號外》很不方便。一直去到2000年，我們才再次把書度改大，以迎接新世紀「大時代」的到來。除了書度改大了之外，封面的刊號也放大了很多，差不多佔了三份一個封面，前美術總監程少偉解釋，這是因為2000年後，《號外》的方向更加偏重於文化層面，完整的主題呈現，比唯美的人物攝影更為重要。他認為《號外》之所以會有這種轉變，是因為香港愈來愈少人可以影，沒有太多新的面貌出現，也沒有太多人值得去影，要影的以前都影過了。另一個原因是時代變了，大家除了靚以外，還有更高的理念想表達，所以才會漸漸變成概念行先；同時配合更大的LOGO，讓大家知道即使沒有用人來做封面，這本雜誌仍然是《號外》。
「並不是不再重視美術，但美術只是基本，我們不會再為靚而靚。以前可能比較愛靚唔愛命。我想九七的影響很大，那時開始，我們由追求生活質素，到思考自己的文化本質，也重新思考一貫的做法；我們會問自己需不需要有新的出路？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做雜誌？而且，這個世代對於靚的定義也跟以前不同，尤其是當代的文化牽涉到身份及價值時，我們該怎樣去理解靚？會不會因為你在觀念上轉變，而影響到你對美出現不同的看法？如果我想改變你的觀念，倒過來可不可能用一件不太美的東西來啟發你？在這個層次上，美就變成一種比較哲學性的討論，有點像現在CONTEMPORARY ART的狀況。在觀念與觀感之間擺動。」
2016 年6 月，《號外》以「土地正義」為題，甚至可以說是紀錄了一場社會運動的發生。在這期裡，我們透過馬屎埔村的抗爭故事，來反省香港土地政策的不公不義，再帶出農地對於完善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香港文化身份
其實在90年代至2000年代裡，《號外》對於「中環」的熱衷開始冷卻下來。除了各種最新的消費情報之外，就少有關於中環的專題論述。這種改變，一來是因為中環本身的ATMOSPHERE變了，變成愈來愈庸俗和商業；二來是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擴展，香港各個地區都有新奇的故事陸續發生，除了鬼佬鬼婆之外，相信大家對中環都已經失去了興趣。而更重要的是，在九七回歸前後，香港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號外》也多於這方面著墨。然而，生活在這個沒有根的浮城裡，當我們在尋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時，難免陷入於「懷舊」當中。我們也只能回到成長本身，懷自己的舊，或是回到從空間地標入手，懷城市的舊。於是乎，在這段時間中環即使在《號外》裡再次出現，也離不開懷舊這個大命題。例如2004年11月，李照興在〈有過這樣一間酒吧〉裡，便借用了中環「六四」酒吧的結業，來懷香港的舊：「對於香港人而言，來得或者合時：那種記憶隨著一代人的淡退而退色。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號碼。酒吧本來沒有歷史任務。飲酒的人都沒有任務。要了解到飲酒的人都是自由的。是一間酒吧的結束，不是一個時代。若這酒吧在這城歷史上有什麼意義的話，就是：它曾經這樣收留過我們。」
透過懷舊來認同自己的身份，那麼面向將來的下一步就是創造出更多更容易記認的回憶符號，就像重新開張的「六四」，更名為「七一」。放諸於城市實體空間，當然不可能改名換姓，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種地標建築的相繼出現。可是這些一幢又一幢高聳入雲的摩登玻璃建築，是否同時也象徵了香港的未來蒼白到需要這種地標來憑弔？你在中環豎立起IFC尚且可以接受，但連旺角也有一座朗豪坊就有點不明所以。2004年8月，《號外》就以「城市重塑」為題，集中講朗豪坊出現以後的旺角新現象，並探討當中的得與失。而答案其實又可以回到陳冠中在2004年1月發表的〈香港作為方法〉一文中得到。他說：「香港還需要新的地標嗎？如果有無限資源，那也無妨搞多些有性格的SIGNATURE建築物。像香港這樣已經是超複雜的城市，我們的審美必然是MORE IS MORE。不過這事情不急，我們已經擁有超越一般城市的地標了。維港、兩岸的密集不協調建築群、太平山等，早就把香港放進世界十大奇觀城市之列。最近很多城市羨慕古根漢博物館的畢爾包效應，或主題休閒對奧蘭度知名度的提升。但香港不是台中市或深圳澳門，任何單一維度的地標建設只是錦上添花而不是起死回生。不管是香港這類幸運的特色城市，或是REM KOOLHAAS所說的普通(GENERIC)城市，更重要的是大多數當地人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數建築。沒有錯，就是所謂『普通』建築⋯⋯普通建築才是一個城市的主菜。那是人民老百姓的生活世界、是社區、是工作和休閒的安心立命的場域。用一個流行但不太準確的說法：那是一個城市的軟件。要遊客願意在香港待超過三天兩夜，一再回訪，不能光靠地標。更何況一個為人民的政府，首先應把大部份資源用來改善人民生活素質、提升人民的生活尊嚴──在普通社區的普通建築裡⋯⋯香港的魅力，是要看複雜擁擠市區的複雜擁擠『普通建築』裡，能創建提供些什麼。」
而隨著香港回歸，公司被國內集團收購，自2004年開始，《號外》也增設了一個「AGREATER CHINA」四地專題，以同一個主題比讀香港、北京、上海、台灣四個城市的異同。首炮就是以房屋這種「普通建築」來講這四個城市關於「家」的故事。在這個專題裡我們會發現，香港的房屋問題其實也是一部香港人奮鬥的血淚史，而這部血淚史由5、60年代開始至今還一直繼續著──高昂的樓價、窄小的空間。這樣的環境沒錯成功孕育出香港人靈活變通的生活智慧，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怕的代價，為了一個「家」，所有人都要付出異常高的成本。然後我們更發現到，香港在2000 年代後進入了所謂的後回歸年代裡，經歷了零三沙士一疫之後，似乎整個社會便沒有再度好轉過來，甚至每況愈下。1983年9月胡爾夫的預言不幸成真。
2009年5月，《號外》主題是「HAPPY CITY」，因為香港不快樂。曹民偉在〈尋找快樂城市〉裡以反問的形式說到：「我問身邊所有人快樂是什麼？一貫香港人的答案：有錢囉！中六合彩！有樓有車！做李嘉誠！可以娶四個老婆！年年升職加人工！會考科科A 啦！去馬爾代夫度假！寫到本好似《哈里波特》咁暢銷的小說⋯⋯最教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何每個人都不滿意現在的自己，現實的人生，每每想做別人，羨慕別人？幾時我們才懂得每個人都是最獨特的，我們幾時才會因為可以做到自己而快樂？」2010年1月，NICO TANG在「CITY REBORN」的主題裡嘗試解答香港人不快樂的原因：「今天的香港，正處於後回歸時代的普遍焦慮當中。當看見人民幣匯率一天比一天高，看見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發展，看見我城的知識份子都移居內地，看見中國地標不斷湧現，看見要用669億建高鐵，看見西九仍舊荒蕪⋯⋯我們的確會為香港的失落而感到無比的恐懼。於是，才會有『消失中的香港』之說。記得波蘭電影《兩生花》的作曲家ZBIGNIEW PRESINER 說過：『我不明白現在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在每一個世代開始時，總有危機。它如空白的生命或者一張白紙。年輕的未成熟，但過了可能十年後，年輕的長大，新一代才真正出現。』那麼2010年，作為一個新世代的開端，我們可否嘗試將過去清空，亦即是放下包袱，重新出發，重新想像香港這個城市？」
2010 年後，新一代的本土主義正在醞釀，《號外》亦變得更加關心社會議題，並以此來重新想像香港的可能，或盡量保留那些快將消逝的城市本土特質。例如2013 年10 月《號外》以「街市」為題，講街市作為一種有機的公共空間，如何滋養在地的社區發展。
2009 年5 月，《號外》主題是「HAPPY CITY」，因為當時香港人正處於後回歸時代的普遍焦慮當中，面對中國崛起，香港的優勢逐漸消失，所以我們提議香港人應重新檢視自己的優勢，不用因此而感到不快樂。
社會議題
HK01形容自己是一個「倡議型」的媒體，這種「倡議」早在好多年前《號外》已經在做了。在2000年代裡，我們繼續嘗試為讀者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維，好讓大家在困難的城市環境裡，仍然可以找到快樂和希望。然而，一本雜誌始終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一個城市，踏入2010年後，因為梁振英政府的無能，香港在方方面面都陸續失守了。「消失中的香港」不再局限於與中國的比較下的自討沒趣，而是更進一步地發展成為一種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向中國獻媚的醜態當中，再加上官商之間的利益輸送，導致民間很多具有香港特色的老好建築逐一消失，連舊也沒得懷了。幸好年輕一代成熟得想像中快，行動力也比想像中高，於是一連串由學生帶領的公民抗命運動相繼出現，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可以說是再一次喚起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6、70年代興起的「本土意識」，是香港人從「過客」的身份認同，轉化成為以香港為「家」的歸屬，會想留在香港，為香港做一點事。可惜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震動了他們的意志；八九民運更進一步令到他們絕望。結果九七回歸前，大部份香港人的本土情懷完全失去了信心，移民的移民，不移民的則專心搵錢，對政治對社會不再關心。一直至到2000年代的今天，因為香港政府的種種問題，才再次激發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本質上其實跟以前一樣，都是因為想香港這個自己的「家」可以變得更好。不過在論述上卻比以前更加多面向，也更加傾向於政治思考。因為6、70年代的「本土」是安於殖民政府的管治，今天的「本土」則嘗試透過割斷大陸的關係，重新想像香港的可能，或至少想辦法真正意義地落實一國兩制。然而，在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以後，香港社會陷入了一種對立的局面，不只是公民與極權的對立，還有世代的對立、左右的對立、和理非非與激進勇武的對立等。對於這些議題的討論，都是現在《號外》最關心的事，也是香港人最應關心的事。當然《號外》並非要變成一本政治雜誌，城市文化生活仍然是我們的定位，所以這幾年雜誌的主題雖以社會議題入手，以呈現出當下香港人在生活上所面對著的各種問題，並嘗試提供解決的方法，或盡量保留那些快將消逝的城市本土特質。例如2013年10月《號外》以「街市」為題，講街市作為一種有機的公共空間如何被大集團私有壟斷，嚴重影響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隨著街市的消失，香港將失去更多的人情味變得更加冷漠。2015年11月《號外》講「劏房」，再次帶出香港的住屋問題，以及因此而扭曲了的屬於香港人的常態生活。2016年6月則以「土地正義」為題，講本地農業的可能性，並透過馬屎埔村的抗爭故事，反省香港土地政策的不公不義，再帶出農地對於完善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性。除了主題故事之外， 2015年我們每期都設有一個叫「VOICE OF CITY」的專題，讓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社群可以在此發聲；2016年則開設了「SOCIETY」專題，以一期一個社區故事的方法，引發大家重新思考正出現在自己身邊的人和事。因為面對如此時代，作為香港人真的只能用「理智上悲觀，意志上樂觀」的態度來面對。現在的《號外》，更加在意的是個人的想法，透過分享所有個人的小聲音小故事，令大家知道自己不是孤獨的，在立場以外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討論，從而令到每個香港人想去改變自己，令自己變得更好，然後整個香港才會有改變的可能。
回到初衷重新出發
無論是最初的《THE TABLOID》抑或是後來的《CITY MAGAZINE》；無論是第一期「贊育醫院輸錯血」，還是第500期「香港精神」，「城市」這個主題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號外》，而這個「城市」就是香港。當然這42年來，香港的城市故事曾經歷了多次巨變，由70年代本土思潮開始萌芽，到80年代揭櫫的城市潮流生活，再到90年代的身份危機與再思考，以至2000年代後出現所謂的新本土論述等等，可以發現，「城市」這個概念之於香港，其實一直處於一種多面多變多義的狀態，而這麼多年來，《號外》都有份參與「城市」，並帶頭定義及闡述這個概念，盡力實現我們的另一句口號：「A HONG KONG HERITAGE THAT ISAHEAD OF ITS TIME 」。
作為全香港第一本步入500期的月刊，面對著這個逐步進入威權時代的香港，加上紙媒不被看好的當下，我們相信將來的路應該會愈來愈艱難，但與其繼續悲觀地坐困愁城，不如嘗試改變革新來尋求新的出路，於是我們便決定邀請ALAN（陳幼堅）幫忙，為我們設計一個新的LOGO以示變革的決心。其實這幾年ALAN一直非常積極地幫助新一代的香港創作人，像是去年的「香港百貨」，或是上個月的「離騷幻覺」，這位盛名已久的設計大師，仍然對香港充滿信心，並出錢又出力地支持本土創意和文化傳承。這份精神，其實跟《號外》非常相近。「我年輕的時候有看過《號外》，一直都覺得它是本很文青的雜誌。但並不屬於我的，因為當時我不是文青，我也不是一個很集中的人，對於文字的耐性不是很大，所以它之於我，更多是一本美術指南。可是，我覺得它最可愛的地方是，有些東西我看得懂，但又有些東西看不懂；那些看不懂的地方就令我覺得《號外》好高深，充滿挑戰性，會想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全部都看得懂。後來，我才知道，一本雜誌是不是屬於我的，原來不一定在於全部都要看得懂，而是它有沒有引導讀者向前思考，帶來進步，提昇質素。所以來到今天，我仍然有儲《號外》，有定期購買，就像跟它產生了感情，像朋友一樣。」
而今次他為《號外》設計新LOGO，所考慮的重點並不是市場問題，而是這個LOGO 能否呈現出《號外》的精神。「但《號外》的精神是什麼呢？首先『號外』這兩個字有本身的意思，像一種聲音，叫讀者要特別注意；然後這一本雜誌代表了香港，而今天的香港則是一個很密集的城市、是一個多元文化混雜的城市，是一個還有很多東西在等待我們去發現的城市。這些屬於香港的城市特質，都是我想透過這個LOGO 去呈現出來。所以我想到從城市鳥瞰圖的概念出發，將一個城市的街道和建築放在『號外』兩個字的結構上。」經過近一個月的時間，ALAN 便把這個新的LOGO 做好，我們可以見到白色（空白）的地方代表了街道，有粗有幼有長有短；黑色的則是建築物，有闊有窄有高有矮，結合起來就成了一幅城市地圖，讓「城市」與「號外」真正融為一體，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