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的月琴張貼了一張「反核重生」貼紙。
他率領的「生祥樂隊」關注社運議題，替無權者發聲，為現代人作良心呼喚。同樣被歸類為民謠，那張開宗明義的貼紙，多少令人想起了偉大民歌先鋒WOODY GUTHRINE結他上張貼的”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這把結他專殺法西斯）。
由九十年代「交工樂隊」時期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到去年推出關注石化工業破壞環境的《圍庄》雙專輯，生祥樂隊高度關注環境議題。備受評論肯定的背後，其實是一個滿身傷痕的靈魂。
今年六月，生祥憑《圍庄》雙專輯拿下第二十八屆金曲獎評審團獎這最高榮譽。這些年來，八座台灣金曲獎，十座金音獎也證實了他們備受社會肯定。由九十年代積極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林生祥說，最深刻的還是去年的推出，關注石化工業破壞環境的《圍莊》。
「二零零五年，本來政府想在彰化、大成那一帶，蓋一個國光石化。二零一二年，當地作家吳晟（曾替羅大佑〈吾鄉印象〉填詞人）結合了一些藝文圈作家，他號召大家出來，那剛好是馬英九第一任第三年，他有連任的壓力，結果把它擋下來了。」他說：「當地是濁水溪南部，是所謂六輕。台塑做的，是世界最大的石化工業，當時它要在北部再蓋新廠房，那邊污染本來就很嚴重，但它還要再蓋！後來這計劃停下來了。吳晟找我們去的時候，我第一次去到那漁村，我覺得很震撼，那裡景色令我感覺像時間倒流二十年。漁村以前可以生產蛤蜊、牡犡，但後來因為污染，無法養殖。
「往南走就是高雄的五輕。五輕的污染飄到美濃，空氣污染很嚴重，我們都有過敏性鼻炎。」他抬頭看看香港的天空，「像你們的天空是藍色的。PM2.5的物質，很多都是因為燃燒柴油，香港電廠燒的應該有改善過。其實那一陣子，有一個全國環保組織叫地球公民基金會，他們正打這議題，本來五輕準備要關廠，但政府又把它往南增產。期間還有一個重要的爆發點，就是高雄路面的大爆炸（零四年），它是因為高雄路面下有石化的管線，爆炸是因為管線破掉產生，跟石化工業關係很大。」
從八七年解嚴，經過多次修憲，九十年代台灣普選至今，給人的印象就是開明開放，但不斷追求能源、追求耗能的社會，總有追求GDP無限增長帶來的問題。藝文團體能做的，就是以一己之力引起關注。「很多藝文團體也在打這個議題。做《圍庄》的時候，除了我們在做，還有兩個劇場在做這題目。其時談石化污染的還有〈南風〉攝影展，十幾個紀錄片導演又拍了《脫口罩找藍天》短片計劃。」因為這樣，反石化的聲音越來越大。
以《THE WALL》的高度出發創作
先詞後曲，創作時每次都先由鍾永豐填詞，再交予生祥才作曲，「永豐（今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當時在嘉義。詞他寫得很快，他當時沒有工職，兩個月就全部寫好，他一批就掉給我。」《圍庄》是生祥組成以來最具野心之作，開始創作後，他突然想起了念大學時最愛PINK FLOYD的曠世傑作《THE WALL》 1979雙唱片專輯，他曾夢想，自己也要挑戰一次，在內容雙倍時，層次作更深探索的音樂形式。「我大學時那麼愛PINK FLOYD這雙專輯，就想說有機會要挑戰雙唱片！出道十五年我都沒有做，本來忘了，突然想起來我就打給永豐：可以發展成雙唱片嗎？」鍾永豐說好，他狀態一流，沒多久就補回新歌詞。生祥：「如果再不做，到我五十歲體力就不能負苛了。」這麼說來，是因為他做過，才知道DOUBLE-ALBUM要下的工夫不只是雙倍，這一做嘔心瀝血，他說自己一生人只能挑戰一次，「起初以為是雙倍，但做起來是2 x 2，是四倍！創作過程當然過癮，但非常疲憊。」
林生祥形容自己跟鍾永豐「才是完整的SINGER-SONGWRITER」。二人組合，缺一不可。去年十月，鍾永豐上任台北文化局局長，這名在大學念土木工程的文化人，當過嘉義文化局局長，專研文字、搖滾史，「他在文字上的修養比我多很多，唱片收藏也比我多很多，我覺得他歌詞寫得非常好。我們一起合作也會吵吵鬧鬧，現在比較好，不吵了。他是有（社會）運動跟搞政治的天份，像做世大運，坊間評價很好，他都退到後面，把全部光環都給創作者。政府官員就應該這樣。」
永豐當官，今後樂隊的未來又是如何？生祥想也不想就答：「你不用擔心呀，因為政務官往往一下下就下來了。」這引得哄堂大笑。生祥正色的說：「真的，前面兩個都是我朋友，都只做一年。沒有關係，本來政務官也是要隨時下來的。就算做五年，也無妨。我可以做別的事。」沒有永豐，今年林生祥先去替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配樂。
是歌，也是詩
樂隊雖叫「生祥」，但創作方向及啟動，通常由詞人鍾永豐發動。九七年林生祥出道不久陷入創作低潮，這時永豐到淡水找他，「他說我不懂跟這社會連接，叫我考慮回鄉，因為美濃反水庫運動正精采。考慮三天，我就回去了。」這一趟回鄉開了他眼界，永豐積極參與社運，生祥當他小助手，「在運動裡，我價值觀及想法形成了。」永豐開始參與「生祥」前身「交工樂隊」的歌詞創作，他們把永濃的菸樓改建成錄音室，灌錄了兩張直面社運、橫掃多個獎項的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99）直寫反水庫、《菊花夜行軍》（01），鍾永豐在後者以文學手法，寫故事主角阿在經濟泡沫時代返鄉，成為「統領菊花六萬六千枝」的花農，又遠赴印尼娶外藉新娘，以一個個民間真實故事，編織成這張被認為史詩式的專輯。樂隊在鄉間用最土炮的方法錄音，出版後卻被樂評人盛讚，結果在金曲獎打敗五月天等主流樂隊。在《圍庄》他們寫〈出，不走〉，記錄了台西村一名鄉民全家人都因污染患癌去世，半夜兒子來托夢，叫爸爸趕快離開。
先賢WOODY GUTHRINE和PETE SEEGER以民歌抗法西斯，音樂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音樂能改變世界嗎」是個永恆問號。生祥嘆半口氣，笑一笑說：「以前曾有媒體下這樣一個標題：『用音樂攔截水庫！』我現在聽起來會覺得並沒有。政治運動都要相當專業，對現實要有非常理解，然後必須要用清楚的方式說服民眾，讓他們的想法跟大多數站在一起，這樣改變性比較大。音樂、劇場是其中一個觸媒（催化劑），為政府形成壓力，我認為是這樣子。組織還是最重要。」
一把月琴，能擋多少風雨？99年《我等就來唱山歌》反水庫。結果政府公布美濃水庫不建了。翌年台灣加入WTO，開放農產品進口下，引發另一波反全球化運動，激烈處發生了「白米炸彈客」事件（農家子弟楊儒門多次到市政府門前放爆炸品抗議）。五輕運動抗爭了三十年，終於停廠，但又開六輕。「核四」問題困擾台灣多年，14年馬英九決定「封存三年」，今年滿期了。戰線太多，令人疲於奔命。林生祥不諱言對未來悲觀。石化滲透性大，更難抵擋，「（石化）這東西怎能停下來，很難！我們身上那個跟石化沒關係？現在水已經有塑化了，人性能扭轉嗎？我不知道，如果大家不警覺就不會扭轉，但知道了也不一定會改變。像天氣污染，我們戴口罩，但口罩也是石化產品呀！」
創作的療癒力量
《圍庄》控訴性強，音樂上它糅合了民謠、憤怒的PUNK及傳統音樂元素，但同時在這幾年林生祥做得很多的一件事，其實是創作童謠。他說永豐當官就去做別的事，童謠就是「別的事」其中一件。「年輕時，覺得身體比較容易憤怒。但自從我有了小孩，看問題角度又不同。近幾年我寫了好多童謠，好多人請我去全台灣遍僻的學校演講，這三年我講了七十場，都跟小孩亂玩、說故事，還蠻開心的。」談到孩子他就笑：「我都跟小孩說：請假，跟爸爸去！」真的叫孩子請假？他點頭，「上學沒有比這個重要，譬如說去綠島，那是以前關政治犯的地方。我的小孩有認識政治犯的孩子，當年的政府犯現在都九十幾歲了。去到綠島，我們說要找政治犯朋友的名字，她聽了會有感受，這比起她在教室裡會更有用。」小朋友能理解政治嗎？「她會問我為甚麼阿嬤（外婆）會被關，我就講。不理解也沒關係，她就吸收。我們都去比較遠的地方。」
女兒的出生，大大的改變了他對生命的態度。林生祥憤怒過，但本性陰柔，骨子裡卻儘是悲觀滄涼，「當爸爸以後，我會更溫柔一點。因為我小孩出生有狀況，生命有很多時候是很無助、無能為力的。我常跟朋友說，我對這個世界很悲傷，很不樂觀。對生命有真正讓你快樂的事情，你去抓的時候，它就走了，所以我覺得生命的過程真的是受苦受難。我對這世界是非常悲觀，真的是受盡苦難，這是我對社會、人性、生活的體會。」
悲觀的人通常選擇不生育，台灣的出生率之低也屬於世界排名前列，「我太太並不排斥，我也沒有生或不生，反而是爸媽希望我有。不過我並不後悔，剛有孩子，我當時是懷疑跟害怕。多誇張，我太太是懷了三個月，我們才知道！當知道有了小孩，那一步就跨過去了，再四個月她就爬出來了。」小孩出生，別無退路，反而令他看到生命的美好部份，「生孩子讓我跟父母感情更好。養小孩很快樂的原因，是我童年有缺撼。透過養小孩的過程，她會讓我補償一些回來。例如童年被委屈，那些傷都沒有處理，像被寃枉、被揍，我都記得很清楚。我現在就跟小孩亂講故事，有時候是真實的，我講時，就提醒自己不要寃枉小孩！也提醒她，如果爸爸寃枉你你一定要趕快講！因為這樣，我才開始覺得傷有往好的方向走。」
創作人傷青悲秋，才華跟傷痕可能是一體兩面。九十年代初大學組團，但一直到了創作生命中的最低潮，他才依靠創作來治癒自己，也因此肯定了自己的音樂才能。生祥前身「交工樂隊」出過兩張專輯（1999、2001）後解散，他才驚覺失去心理依靠，「因為交工解散，生命中的東西突然不見了，不知道要幹麼。做《臨暗》（2004）是我生命最低潮。當時我精神狀態有問題，有燥鬱症。所以那張專輯那麼哀傷，我有一段日子都不想聽，都不敢聽。」就在把歌寫出來的同時，他發現創作同時能治療。
常常獲獎，也是台灣樂壇代表人物，但零九到一零年間女兒出生了，他還是常感經濟拮据。從小在農村長大，住不了高樓大廈，做不了上班族，才下定決心要做音樂人。也本來一見到電腦熒幕就頭痛的他，開始學習用臉書，每天更新，慢慢把樂迷累積起來。到了去年他們再辦演唱會，發現三千張門票不花一分一毫廣告費，單單在臉書宣傳就賣光了。他比從前樂觀了一些，常形容這兩年寫童謠是從沒感受過的樂趣。在他心中，創作的作用首先是是治療，跟孩子講故事的作用一樣。「（悲傷跟憤怒）是創作其中一個動力。我做這工作最大的領悟是任何創作者，當他們在表達一種對生命的想法時，他們也在自我治療。做了，有人看時，就有治療，就會喜歡這些作品。」
「所以老天爺給創作者的禮物，是他們可以在第一線進行治療。但並不是每一個傷、每一個挫折都能治療的，可能你只能處理某一部份。」他無奈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