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連儂牆」首次在香港出現。這面因雨傘運動而生，位於政府總部外，由一張張不同顏色MEMO紙而堆成，寫滿了港人心聲的「連儂牆」，可以說是夏愨道「佔領區」裡最美麗的風景之一。當時大概沒有人想像得到，5年後的今日，這幅「連儂牆」竟能在全港每個社區「遍地開花」，甚至成為了這次「反送中」抗爭運動的前線陣地——有穿上全副防暴裝備的警察小隊去「撕紙」，有從深圳來的自由行朋友去張貼「萬國旗」，也有憤怒的藍絲在牆前舞棍胡亂打人。但這些「連儂牆」都沒有被摧毀，在市民「搣一貼十」變成「搣一貼億」的進化下，不用一晚便能重建起來。正如藝術家黃宇軒說：「現在我們的連儂牆已經不只是關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而是變成了政治空間的呈現和爭奪，更重要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區別。」
港式連儂牆的演化
1988年，捷克布拉格爆發了一場反共產政權的運動。抗爭者在修道院大廣場的一面牆上寫滿了反抗標語，當中最顯眼的就是JOHN LENNON的頭像塗鴉，以及他那些關於愛與和平的歌詞。於是這些抗爭者便被稱為「連儂主義者」，而那一面牆也順理成章地被稱作「連儂牆」。這場運動後來更發展成著名的「天鵝絨革命」。而作為社運的象徵，不同地方都曾出現過不同風格的「連儂牆」。例如在波蘭，WROCLAW團結工會的支持者不斷在各地牆壁畫上密密麻麻的塗鴉，波蘭共產政府則不停地重新粉刷牆壁，兩者在牆壁上不斷角力，無限循環。直至一個名為「橙色選擇」的團體反其道而行，開始把無數個戴紅帽的小矮人印在牆上，使當局一時之間找不到清刷小矮人的理由。而當地市民於是也學懂了新的抗議方式：全部裝扮成小矮人的模樣上街示威，誓要為「小矮人」爭取人權，這場波蘭的「小矮人革命」由此展開。
30年後，香港也終於出現了「連儂牆」。某程度來說，兩者同樣是作為抗爭的手段，但這次牆上出現的不是GRAFFITI，而是一張張簡單的MEMO紙，以文字INSTEAD OF 圖像。正如文化評論人安裕所說，它就像是一張張「納米版」的大字報，頗具文革時期中共的政治文宣工具特色，也類似於大學校園裡那些「民主牆」的變種延伸。只是，2014年時，香港的「連儂牆」是困鎖於金鐘政總外的一面牆，而今天卻能散落於每個社區，在天橋上，在隧道裡，在電話亭之間，也在燈柱路牌之上，總之可以MEMO紙貼得到的地方，統統都可以化身成「連儂牆」。
「香港的連儂牆之所以會像今天這樣，大規模地在社區爆發，簡單來說是因為門檻很低，它不像GRAFFITI，不需要什麼技術，只要有一張紙一支筆，你就可以在這面牆上創作。在藝術層面來看，我想香港的連儂牆必定會被記入ART HISTORY當中，它絕對是全世界所有公共藝術家所DREAM OF的作品。因為現今公共藝術一直在思考怎樣聚眾，怎樣讓公眾投入和參與，怎樣為公眾發聲等等。但大多數STREET ART都是由藝術家牽頭和帶領，例如有人會織布包起一些欄杆或路牌，也有人用LEGO來修補一些有缺陷的牆或路。但香港的連儂牆，早就超越了這些，它完完全全是群眾自主自發，不需要有人領導，而且每天都在變化，每天都在更新，即使被毀了，不用一晚又能重生。全世界只香港獨有。」
作為藝術家及城市學者，SAMPSON（黃宇軒）一直以來都積極思考公共藝術的可能性。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便與同伴一起創作了《並肩上：佔中打氣機》，在當時的「連儂牆」旁，每晚投射出為示威者打氣的說話。而在這次「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前，便受到策展人周佩霞的邀請，參與在牛棚舉行的《牆2019》展覽，他與林志輝便以大學「民主牆」為靈感，創作了由11塊白布組成的《民主牆亭》。然後眼見港式「連儂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18區不斷湧現，又夥拍友人開始逐一紀錄，開設「連儂牆」地圖WWW.LENNONWALLS.COM。
在這位與「牆」有著某種緣份的年輕人眼中，香港的「連儂牆」其實已經不只是藝術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層面上。它跟當年柏林、布拉格，或今天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交界的牆都有點不同，甚至跟5年前政總外的連儂牆也不一樣。那些牆都是當權者的牆，是分隔階級互相對立的牆。人們抗爭是為了打破這些牆，成就一個沒有牆的世界。但是，今日香港這些因反送中而出現的連儂牆，全都是存在於公共空間裡的牆，跟前者的本質不同。如果要形容的話，香港連儂牆就是成功把公共空間轉化成政治空間。它們其實更接近是一種靜默的遊行，一種宣揚意識形態的街站，甚至是一種對理想民主社會的想像，一種香港人身份的重新建構和認同過程。」
連儂牆前的攻與守
SAMPSON自己沒想過，連儂牆會以如此驚人的速度進化。「記得好像是7月2日政總清場後，那邊的連儂牆也被清理掉。但到了7月3及4日，它突然就在各區出現。」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時至今日港島區有21款「連儂牆」，九龍區有36款，新界區有49款，連溫哥華、柏林、首爾、曼徹斯特也各有一款。為了製作地圖，SAMPSON一日走幾轉，盡量紀錄這些「連儂牆」。「大埔的連儂隧道最為壯觀，基本上是居民必經之地；而梅窩的則是在兩座電話亭上，因為中間那幅牆已被拆去；也有一些坐落於比較少人流的行人天橋上，例如是鰂魚涌殯儀館對面的那條橋。不過，連儂牆出現之後，反而多了人特意去看。」
他更發現，牆上的資訊非常全面而且平均，幾乎曾經在運動裡出現過的任何訊息，包括人事物，以至口號和想法，都可以在牆上再次看到。「跟金鐘不同，那邊大多數的MEMO都只寫著：香港人加油！這種比較簡單的口號。而這次落區後，因為時間變得很充份，可以深思熟慮，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基數大了很多，所以各種各樣的資訊都有。」這些資訊，包括了愛與和平的互相鼓勵，包括了對犧牲者的悼念與致敬，也包括了對政府以及警察的不滿和仇恨。所以，當這些「連儂牆」變成了某種的政治空間，它很自然就成為了各個社區裡，不同政見人士的角力場，不斷招惹到持有異見的人前來挑釁、破壞、打人，甚至連警察也曾派出過全副裝備的防暴小隊，煞有介事來到「連儂牆」清拆仇警資訊，網民自此便以兩部迪士尼的卡通戲稱他們為「撕紙王」及「FINDING MEMO」。
「金鐘的連儂牆比較像一個同溫層，示威者們互相打氣。但當它散落到各區，就變成了一種沖擊。因為佔據了公共空間，人們只要經過便被逼觀看，所以表面上看似和理非，但實質上卻攻擊力十足，你也沒想過可以在連儂牆上打小人吧？結果，我們看新聞都知道，這道牆真的成為了抗爭的前線，成為了政見對立者交錯之地。」SAMPSON認為除了每周一次的城市論壇以外，香港一直以來其實都很缺乏類似的實體政治空間，而這次「連儂牆」的出現，正好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出口，讓本來隱藏的對立得以呈現和碰撞，哪怕有些只是情感上的宣洩都是重要的。
「我會覺得在政治宣傳或個人抒發方面，香港的連儂牆某程度來說，其實跟FACEBOOK或連登高登這些社交媒體很相似。但正因為它是現實的空間，那些撞碰都會比網絡強烈。我見過有人在這裡搞傾偈會，有街坊在這裡討論社區問題，真的有種民間區議會的感覺，真係做到WE CONNECT。這種地區性的身份認同，我覺得甚至比香港人身份認同更為重要。而即使有警察來清拆，當然他們只好執行命令，但如果當中有一個，會問自己帶著整副武裝來這裡究竟是為了什麼的話，當他會質疑、會動搖，便算是很成功了。我覺得沒有守牆的必要，如果遇到有人要破壞，我覺得便讓他發洩出來吧，反正復原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們真正要守護的不是這些連儂牆，而是這種可以互相交流不同政見的民主空間，當然所有暴力行為都是不應該的，但吵架和辯論，這些理性的衝突卻絕對可以接受，甚至是大家的心理和生理需要。」
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香港連儂牆所顯現出來的感染力，已不只是來自個體的內容，無關乎MEMO紙上寫了什麼，牆上貼著什麼海報，而是一種萬眾一心的姿態呈現。「連儂牆的美學，不是文字不是圖案，而是來自人。人是最美麗的風景。大家通過這面牆，可以聚在一起，可以互相依靠，互相碰撞，因此它擁有了一種溫度，讓大家不再感到孤獨。這才是香港連儂牆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作為一個人
執筆至此，是次「反送中」運動仍然進行著，每星期每一區都有流水式的遊行示威，只是情況卻愈趨暴力。在警察衝進沙田新城市廣場圍堵示威者因而引發大型衝突後一星期，警方在上環再次發生沒預警的驅散行動，多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射傷頭部。同一個晚上，元朗更發生黑社會衝入西鐵站及車廂中，近百人用木棒及鐵通無差別地毆打市民，情況猶如恐怖襲擊，但警察卻在事發39分鐘後才到達現場，並且沒有拘捕任何人……
面對如此局勢，作為一名藝術家，SAMPSON反而覺得這個時候大家需要的，並不是藝術，藝術家在社運裡既不是最偉大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藝術家朋友，都覺得這個時候更應該做藝術，我也記得黃耀明在佔中三子入獄時說過，為了不輸給當權者，我們更應該繼續尋歌作樂，而不是顯得灰心喪志。但我很記得那天，當示威者衝入立法會那一晚，梁志和與林東鵬的作品不幸遭到破壞，他們卻說這並不重要。也有一班動漫朋友、設計師，以匿名的形式創作出了很多打氣文宣作品。這一切都讓我不斷在思考，藝術家在這場運動裡究竟擔任著怎樣的角色？我並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我只知道，我是藝術家，同時也是香港人，就個人而言，有些事的確比藝術更加重要，運動的重點肯定不是藝術，所以我不會把藝術家這個身分放得太大，但我和我的伙伴仍然會盡力紀錄這些香港連儂牆，希望可以讓這些香港獨有的、浪漫的、溫柔的理想民主空間一直留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