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就是將自己活成一桌精緻的自助餐。」陶傑這樣說。優雅沒法刻意，沒法裝扮，沒法教導，唯有培養，唯有自己去意會。優雅即是不能從俗，要有firm belief，要有態度要有執著。「眼下週遭太多醜陋的事物，因為過去70年發生巨大變動，不單美醜，是非黑白也被顛倒。所以，要靠自己經營，從不同的優雅風流中尋寶，提煉成自己的優雅。」他所說的70年巨變，當然是1949。而對他而言，最有養份的優雅風流，絕大部份都是過去的經典。陶傑多年來經營出的一枱陶式自助餐，貫穿中西古今，縱之深橫之廣，何其豐饒，真的如現代自助餐一樣，保證你吃不完，只怕你消化不來那幾千年來累積而成的精緻味道。
「優雅就是將自己活成一桌精緻的自助餐。」陶傑這樣說。優雅沒法刻意，沒法裝扮，沒法教導，唯有培養，唯有自己去意會。優雅即是不能從俗，要有firm belief，要有態度要有執著。「眼下週遭太多醜陋的事物，因為過去70年發生巨大變動，不單美醜，是非黑白也被顛倒。所以，要靠自己經營，從不同的優雅風流中尋寶，提煉成自己的優雅。」他所說的70年巨變，當然是1949。而對他而言，最有養份的優雅風流，絕大部份都是過去的經典。陶傑多年來經營出的一枱陶式自助餐，貫穿中西古今，縱之深橫之廣，何其豐饒，真的如現代自助餐一樣，保證你吃不完，只怕你消化不來那幾千年來累積而成的精緻味道。
法國電影、印象派油畫、三島由紀夫與姜白石的精緻沉默
陶傑年少時在外地居住過一段時間，在深造文學和美術的期間，浸淫過不同地方的優雅傳統，包括19世紀英國gentleman禮儀、法國男士的「chic」，還有意大利稍帶邪氣的風韻。其中法國電影算是他其中一個啟蒙；在他成長的70年代中，看了一部由楊凡的「花生映社」發行的法國電影《故夢》(1967)（Le grand Meaulnes）：「這電影講述19世紀末法國田園愛情故事，敘事方式和英國美國的電影很不同，導演用畫面講故仔；正好我那時學油畫，發覺打通了整個impressionism，了解了Monet、Seurat、Cézanne和Van Gogh等如何以筆觸和色彩講故事。」接著當然接觸了新浪潮的經典，從《祖與占》(1962)、《四百擊》(1959)等發現了在英語世界之外，歐洲片如何打破商業成規，創出自己一套電影語言。這發現連結了他在英國唸的法國文學，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高老頭》等19世紀小說。法國電影秉承了法國文學的傳統，一直鋪陳整個故事，有不少dialogue，但感覺靜態，作品內的世界雖然沒有發生很多事情，卻反映到巨大的變遷：「普魯斯特的《往事追跡錄》可以用一個chapter只去描寫一個小孩所看所聞。」從這法國表演藝術傳統中他聯想到一句說話：「日本唯美主義者三島由紀夫說過：『精緻的沉默，凌駕於一切之上』。Delicate silence。這句說話，對接了法國文學的傳統。」
後來他更發現，這貫通法國電影和三島由紀夫美學的「精緻的沉默」，還能豐富他對《紅樓夢》和一些宋詞的理解：「姜白石寫道：『一顧傾吳。薴蘿人不見，煙杳重湖。』意思是傾國傾城的西施雖人已不在，但景還在，她的aroma仍在。三句就已經有法國電影的感覺。不只宋詞，還幫助我去細味司空圖的《詩品》和《文心雕龍》對中國文學的剖析，所以法國電影真的好inspiring。」
除了精緻的沉默和「le chic」，法國電影中的阿倫狄龍也能表現法式優雅：「《怒海沉屍》(1960)（Plein Soleil）拍出了60年代的蔚藍海岸，阿倫狄龍在地中海帆船上演繹了一種倜儻。他看似有點䠋，但䠋得來有型。是為法式優雅的一種。」
南來的港式優雅
至於港式優雅，陶傑認為源於南來的一代。就是嶺南，就是廣州西關為中心的藝術，包括書法繪畫和文學。「西關番禺清末民初，有好多詞人，對吧？例如汪精衛和幾年前逝世的何叔為。嶺南派畫風有趙少昂、楊善深。漢學有饒宗頤；粵劇有將西洋戲劇帶入戲曲的馬師曾。除了嶺南，還有上海和北平。胡金銓、李翰祥就是北方來的。從前香港就是一台華麗的自助餐，能夠看到西部牛仔片、新浪潮、英國電影、吸血殭屍片，打開報紙便是一整版的琳瑯滿目。作為曾經開放的殖民地，香港能逃避戰火，故有這樣的優勢。」
本土港式優雅
當然，香港也不是只有逃避戰火而南來的文人典雅，也有更加本土的文化傳統。「以喜劇為例，第一代的新馬仔、鄧寄塵，仍是廣州的；第二代許冠文、吳耀漢已經是香港本土，他們在英文書院讀番書，正值社會經濟起飛，沾染了西方文化；第三代的周星馳，已經在表達香港面對97的焦慮和徬徨。三代喜劇，從植根嶺南，到走向本土，看得到社會氣氛的變化。繪畫亦是，嶺南之後有水墨畫家，呂壽琨、王無邪、顧媚，成為獨立發展的文人畫。」
反優雅的政治正確和1949
陶傑鍾情古典多於時下文化，當然有緣由。對他來說，19世紀的美好在於，當時工業發達，財富增長帶動藝術靈感的爆發，所以1848年之後，都豐饒至極。「不過近年被『政治正確 』不斷侵蝕，容易被批評為『性別歧視』、『物化女性』等，被這些左翼思想馬克思教條大煞風景。」回來中國，他也細談1949如何扼殺中華優雅：「中國社會結構向來有士大夫階層，和英國社會一樣講class。這士大夫階層由唐宋或更早就開始，但這連綿不絕的優雅，一旦遇到鼓吹階級仇恨的階級鬥爭，就會被農業社會的惡劣基因吞噬。因為士大夫要生存要綻放就要攀附地主，鬥地主的後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優雅沒了，取而代之是打家劫舍粗魯暴力。至於香港，1979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因為即將進入80年代的盛世。」
以本土化保留個人優雅特色
除了「政治正確」和「1949」，全球化和速食科技也影響著現代人的優雅氣息。陶傑所說的全球化，說白了就是美國中國的污染，歐洲英國日本就是與美中抗衡的清流。「Donald Trump的可惡是超越政治的，因為純粹從美學角度看，他也很俗，財大氣粗，是destroyer of English Language。歐盟不少政策不知不覺推動全球化，產生右翼政府或Brexit。黃背心雖然暴力，但訴求原則仍然是要保留歐洲特色，要有自己一套。人就是不同，因此不能接受全球化大一統。法國文化尤其unique，無法容納全球化。」
後現代主義者的科技善用
速食科技則直指手機現象，它改變了現今社會速度，包括閱讀習慣和看電影的耐性。以法國文化和電影為例，很多時表面上都經過刻意拖長，這處理手法在這個動不動就以emoji表達的時代可謂相當不利。「社會整體的memory span變短了。現在的人很喜歡說一個四字詞『活在當下』，我覺得這是有害的迷信，要活在過去，才能活到未來。所以要回歸『後現代』，我好相信我是一個postmodernist。80年代風行的postmodernism鼓勵創作人在過去的優雅風流中尋寶，放在現在；這理論到現在尤其有用。今時今日每事每物都講IT講AI，不是一味快一味便利就得，這些工具究竟盛載了什麼？其實好hollow。現時在Google，很舊的資料也能找到，但看的人不多。何不善用這便利，豐富自己的自助餐？」
以優雅重新解讀通俗凡塵
優雅雖然不能從俗，卻又不是要遁世做和尚。人間煙火可吃，在於要怎樣吃：「煙火之中有不同的美感。巴黎的紅磨坊，煙火滲透又有頹廢的世紀末哀愁。只要觸覺敏銳點，也能在香港和上海有所發現。例如域多利監獄變成大館；而附近的太平山街，那磅巷舊樓、石級招牌、商戶舖頭，交織成羅蘭·巴特所說的符號世界。對法國文化有所了解，就能同時訓練這方面的眼光。法國文化協會當年就好大膽，選址佐敦道，而非中環。在那裡讀完法文讀過Baudelaire，走出來看到上海街吳松街砵蘭街的罪惡霓虹，可以從中詮釋到《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的詩意。即是說，在法國文化裡頭認識優雅，可以對人間煙火有另一種解讀。事物當然有惡俗，但通俗凡塵之中未必一定是惡俗。」就算是不優雅的事物，陶傑認為也可以發掘到哲學甚至美學。「這就是意大利哲學家兼美學家Umberto Eco的兩本大書之一《On Ugliness》（另一本是《On Beauty》）所講的。這是西方藝術到了工業化後期現代主義所發展出的一種看法。對於比較俗氣的東西，我尊重亦包容，不否認它可能是藝術，是某種artistic expression，但就不是優雅。」對此，他覺得可以像聞一多的《死水》所講：「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