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我不是反對畫廊的創作方法,我自己也有參與畫廊的展覽。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不斷發問,反思現狀。記者常常問我的作品是不是作品,我通常也會回答「我有保留」。但我會回答我是一個藝術家。我知道什麼能稱為藝術家。我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但不會去想像它是不是一個作品。藝術家是一個認知世界的角色。當我有不明白的時候,我需要走進去,從而獲得經驗和有肌理有質地的想法。小時候,我不能根據一個系統去學習不同派別,所以你問我這些(貧窮藝術)問題我就會很頭痛,因為我怕說錯了。這是我貧乏的地方。我需要創作因為我需要走進去。當我在做保安員時,我不是要去體會他的感受,這個太簡單、太表面了。反而,以一個創作人的身份走進去,能觀察到保安員沒有意識的事。這些位置是我覺得我能貢獻的,或者我認為我是重要的地方。
保安是一個很複雜的行業。當時我在鐵路博物館做保安員,我可以意識到權力的感覺。因為你一直也是隱形的。我有兩樣事情要做。一是幫人拍照;二是避開鏡頭。當你身穿一件保安制服,在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別人覺得這樣不好看,會瞧不起你,你就要避開鏡頭。這給了我一點透視,怎麼避呢?不能避呀。最有趣是你是一個隱形人,我很期望別人會犯規,在博物館有一道窗是不能打開的,我常常希望有人會打開那道窗,然後我就可以走過去跟他說:「這不能打開。」這是我日常的經驗,很期望別人碰那道窗,然後我作為本來是「隱形」的保安員,就可以變成了一個權威狀態,命令你「不能打開」。這些觀察經驗,令我對管理多了一份理解。
但我想強調,我有一些叫做「作品」的東西。作品是以一個形式去說話,把事情歸納再說出來的東西。但更大部份的是,在創作過程中,我能認知到我週邊的事物,甚至成為讓我在這條路繼續走下去的力量。我是不是一個藝術家?我能確切回答我是。我的作品是不是藝術品呢?我永遠也有保留。因為藝術品就好像在終結時,把作品重現在眼前,讓眼前的人有所體會。藝術品是可以有這個感受,但我們要問的是:這個邏輯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呢?這是現在我想去問的問題。我認為作品並不是以一個模式去展示過程的最後成果,而是希望這個模式可以被人理解。
那麼最後你們認為藝術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呈現對美的想像嗎?
白:以剛剛說到的大館展覽為例,其實這已是第二次展出了,第一次是在深圳的藝術館,當時的做法和這次的主題完全不同。當時我在想的是滲透意識,如何將《國產凌凌漆》放到內地,因為它是一部禁片,而那間美術館更是由江澤民提字的呢。但這件作品回到香港便成了另一件事。我在想藝術家這個身份,是否只能容納有專業資格的人?所以這次我就邀請了幾位素人,大家一起去設計再實行。這是最主要的concept。因為我們常常在深水埗開會,作品形式的呈現自然也受那裡影響。深水埗的夜市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地方,這種活力來自他們在爭持一件價值兩元的物品,但他們也會花時間去揀。其中幾個原因是,這裡有不少人都住在劏房,多數人也不大願留在家中,於是便會到街上走走。但街上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於是夜市便變成了他們精神寄托的地方。當他們在用他們可以用的零錢時,他們會感到很自由,可以隨意選擇。這種意識上的自由,便是我們希望能呈現出來的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夜攤,放到展覽上,呈現出一個狀況來。我們的作品甚至被人玩弄,這件事上到報紙,別人就批評他們是沒有禮貌,不懂得藝術館的禮儀。但其實相反地,我認為藝術館的規限太大,我們希望觀眾能在作品中找到親切感,完全沒有芥蒂,讓紳士化的傳統,在這作品中被釋放出來。
程:早前我去菲律賓,這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但他們的手繪字體和裝飾卻十分精緻。有一次我去一家學校,他們的校徽是畫上去的。我一直都不明白,但慢慢想通了。就像早前我的作品《解款車》,為什麼那些價值50元的紙皮可以砌得那麽整齊?這個美感到底是從何而來?有很多事是我們不能估計的,不同階層的人都有對空間的想像,以及對美的追求,我認為這是很有趣的。回想菲律賓之旅,他們的美感是多麼美好。在貧民窟的紅色字,比設計師砌得還要好。在那裡,所有事都很humble,所有事都很夾,沒有一個會搶了風頭。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我們香港人可能認為你無錢,就要去賺錢。但在落後的地方,可能他們勤力也沒有用,永遠也賺不到錢。所以,他們便懂得花時間,去感受生活的質地。這是我之前感覺不到的。他們有這個特質,會將心機放在一些很簡單的事上面。又正如雙全所講的地攤,又的確好正。當消費脫離了購物慾,結果連消費也成一種享受。
白:美是我們每個人的basic needs,只是香港人習慣生活在忙碌的節奏裡,很多事情都會因此而磨滅掉。但當你想去追求有質素的生活時,你就會想找到美,而美不一定與錢和物質有關。在媒體上的書寫,他們也是假設了藝術館在美學上的一種權力,要如何欣賞,用什麼方式。所以有些人會覺得那些觀眾很冒犯。
當時大館有一種想法,就是把我的作品圍起來,讓觀眾玩。但玩完我這個作品,他們就不能玩其他的作品了。可能真的教壞了手勢。
程:近十年內,像我們這種「走入生活」的想法其實已變得愈來愈多。因為當有一個相對較大的文化產業區出現,相反的想像也會隨之而出現。有時我會想,西九龍文化區能不能做到這件事?因為有了一個主體,你自然就會出現客體的想法。
白:他們其實也有做過,他們在主體未出現前,在油麻地也曾做過類似的事。但你沒有辦法,因為主體太大,他們覺得這就是「所有事」,然後就會把其他事放下。
程:我認為界線是有趣的。在西九,自由野有多麼「自由」,你也有一條線。正如雙全的作品,展出後上層的人未必喜歡。界線未必會因為生產活動或生產展覽而拉平,因為界線是日常的。
白:延伸出來的活動也挺有趣,很多人批評那些觀眾沒有禮貌,要去教育觀眾,令他們懂得去看事情。相反,沒有人想過這個反應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所以我們接收到的value是否適合我們?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特別是Art Basel 就這樣空降下來的東西,它會對藝術帶來多大的影響?Art Basel不應該是一個權威,但現在似乎就是。藝術界本身也抗拒不了。
程:有人反對,也有人認為沒有問題。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現象。
白:但香港的狀況有點不同。在外國,是不同人在不同地方慢慢發展起來,比較平衡。香港一來就是整個東西放進來。我認為我們是無力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