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0代開始，首次將港台的專欄模式帶入《羊城晚報》、《廣州現代畫報》、《週未畫報》等媒體，豐富了中國報刊的閱讀性；2004年更創作出中國首部手機小說《城外》，成為每字身價最高的中國作家；兩年前，再將其長篇作品《紅馬》改編成有聲小說，在FM頻道每天播放……這位出生在內蒙古科爾沁旗的千夫長，雖然在80年代已移居廣州生活，但其游牧民族的天性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多年來通過文學創作馳騁於中華大陸，並總是一馬當先地革新中國文學的可能性。「在蒙古草原，我們吃羊。到了南方海邊，我們吃魚。魚加羊就是鮮，我們都喜歡新鮮的東西。」
喜愛嚐鮮，往往是因為好奇，而好奇，從來都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大力量。而對於眼前這位蒙古作家來說，如果不是好奇，當年便不會棄商從文，走進文學世界的大觀園，並不斷拉闊大家對文學的想像。尤其是十多年前推出的手機小說《城外》，幾乎震驚了整個中國文壇。「當時手機才開始普及，功能也愈來愈多，我也發現身邊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在收發短訊，於是我便想到可不可能利用這個媒體來發佈小說。但一開始寫就發現難度很高，因為當時一條短，包括標點符號在內，最多只能寫70字，要將我之前寫的長篇小說如《紅馬》、《長調》或《草原記》濃縮進去，基本上是辦不到的。」
於是他便決定寫一個全新的故事，並參考了海明威精簡的用字風格，花了3年時間才完成了一共由60條短訊、只有4000多字組成的《城外》。他這樣形容箇中的分別：「它們是兩種寫法，兩個創作模式。寫長篇小說，以魚為例，先是畫了魚骨的素描，有了結構，然後就會長肉和靈性。全部漂漂亮亮，就像上帝做人，再吹一口氣，這是一個過程。寫手機小說，剛好相反，我先想像它就是一條魚，再把肉、魚拿掉。剩一個骨架，是結構式的。但這不是枯骨，是有靈氣的，有另一種活法。各有魅力，各有興奮點，但完全不同。」
但剛完成的時候，千夫長雖然知道這部《城外》已具備長篇小說的7大元素，包括情緒、敘事、衝突、結構、人物、語言等等，可是仍未能確定這算不算小說，所以便拿了給他的好友，中山大學的教授謝有順看。「他當時是《南方都市報》的副刊主編，他看後馬上就認定這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並在報刊上報導，很快就受更多傳媒關注。」《城外》發佈後，中華電信就以18萬人民幣買下了版權，再以18元的訂費推廣給用戶，費用會在每月的電話費裡扣除，結果頭一個星期便有超過80萬人訂閱，「一星期他們就賺了2000萬了。」後來這部手機小說又變回實體書出版，在中台兩地的銷情也相當理想，「有記者幫我算過，這4000多字就帶給了我50多萬的收入。此後，他們都說我是每字身價最高的中國作家。哈哈。」
其實隨著記載文字的媒介不斷改變，由古代的鐘鼎，到竹簡、紙張，再到今天的電腦和電話，文學，以至文字本身的書寫樣式都在改變，所以無論是所謂的手機小說，或是短訊文學，都是屬於這個時代，應運而生的文化產物。然而，在《城外》的續集《城內》推出了以後，今天各種類型的手機小說都已經遍地開花，但這位領頭人反而沒有再寫了，他笑著解釋：「蒙古人講一馬當先，我算是喝了頭啖湯。而跑在俊馬後面的都是獵狗，我們只想當俊馬，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做完了。」實際的原因，是他始終覺得最能引導人們重返心靈信仰的藝術創作，始終是傳統文學。
「當初我做手機小說是因為好奇，但作為作家，某程度上我是反科學的。我覺得科技發展得太快，人自然而有的靈性就會喪失掉。而現在，手機從3G進化到智能，短訊進化到微訊，我們的幸福生活都進到手機裡去，它已成為了我們的電子器官，繼而引來一個淺閱讀時代，我們看東西，不用思考了，也把我們的想像空間都搞模糊了。現在的人看手機的狀態，都是失魂的狀態，沒有靈性，所以我覺得不是好事。」所以，現在他又回到了他的文學草原，再繼續他的長篇小說創作。而在這個牧場上，有馬、有羊，多了一個手機小說，就只不過是多了一個羊羣而已。
最後我問千夫長，在南方生活了廿夕年，可有北方草原的鄉愁？他這樣說：「我始終是在草原上長大的人，那裡注定會被我懷念。記得讀中學時我還未見過電燈；下大雪時，把窗打開，就有小鳥飛進來。這一切都是美好的，每吸一口空氣都是甜的。但草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其實很相似，因為兩者都是很潦闊的，而且海洋更加包容和多元，所以我很適應在南方生活。可是我們從來不會談『根』的問題，
例如很多人都說香港是個孤島，要急著找根。但其實什麼叫文化的根？你要找歸屬感，才會去找根。可是香港的根和中原文化有沒有關係？跟後來的海外文化有什麼關係？我認為關係都不大。香港文化是自己長出來的，她的根就在地上，就在每個家族每個祖先裡面，香港文化的根就在文化本身。文化有時不是大樹，不需要找根。文化有時是樹藤，看的是它攀延到什麼上、藤有多高、看週邊的花和樹葉、看它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