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作品，《奇蹟的夏天》、《拔一條河》、《青春啦啦隊》、《被遺忘的時光》等等，見作品如見人，楊力州溫暖感性，說著自己或別人的故事，總會說到世情或人性的雋永裡頭。如果人生的陰暗也是雋永一部份？楊力州的作品愈見光明，勵志，他的月亮陰影也愈不為人知，愈多笑也許就愈多的哭。
49歲的楊力州拍了二十多年紀錄片，從來希望紀錄片能改變社會，著力深入被忽略的人或社群的故事裡，而他們的故事也反映著台灣社會議題、台灣的歷史。但，許多別人的人生有時像石頭，自己介入他人的人生也是石頭，揹上去很重而自己的人生卻空白無物了，楊力州想到的，長時間拍攝紀錄片，動輒幾年，甚至十幾年，彷彿過的都是別人的人生，拿掉了作品自己的人生還剩下什麼？
紀錄片沒有「真實」，只有誠實
楊力州在25歲那年，回母校復興商工美工科教美術和設計，第一次紀錄的對象，正是他班上16歲的學生，這是他拍紀錄片的起點。訪問裡，楊力州提起這個尚未完成的紀錄片《青春》，他說要拍20年，從學生16歲拍到36歲，拍他們畢業、工作、結婚、生小孩、離婚、意外死亡，就是紀錄他們的青春和生命。這是楊力州的鏡頭之始，也是他現今為止，時間跨度最大的紀錄片。楊力州幽幽說起，在整理素材時，看到參加學生高中畢業的鏡頭裡，黑色玻璃倒映出自己的臉，他憂鬱，流了眼淚。紀錄片讓他回溯1998年時那個正值二十多歲的自己，而他的青春時光卻通通都投放在拍攝紀錄片裡。
紀錄片紀實的特質讓人以為能捕捉真實，楊力州說，從前紀錄片的「真實」吸引他，現在他最討厭的也是「真實」，紀錄片拍攝的過程中，真實是被挑選出來。「還好，我有另外一樣東西支持我的信仰，就是『誠實』，它比真實重要。」楊力州更在意的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拍攝者的觀點與位置。「我在學校教書，問學生一個問題，台灣有一條隧道剛開通，你可以告訴我隧道開通的意義是什麼嗎？大學生立即打開手機Google，說，橋是亞洲第三條長的隧道等等，這是真實，但愈來愈無聊，真實不等於意義。」另外有學生反而回答他說：「隧道開通之前，附近賣茶葉蛋的阿婆現在到哪裡去？」
學生的答案深得楊力州的心，他每次思考紀錄片的意義，不一定拍小人物或邊緣社群，他更想用紀錄片打破框架，打破主流社會告訴他的答案。「我的作品都非常溫柔，背後的憤怒不是翻桌那種，而是轉化為動力。憤怒之後要思考，你怎樣改變這件事？」
從布袋戲的傳承, 看見父權幽靈
今年42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楊力州帶來他拍攝了十年的作品《紅盒子》，以拍攝布袋戲師傅陳鍚煌（已故著名布袋戲大師李天祿之長子）為主線，電影裡，楊力州不隱藏思路的轉折，以旁白交代，由紀錄陳鍚煌的日常生活，轉向以影像保存布袋戲的台灣傳統藝術，後來說到傳承、失傳和父子關係，慢慢進入陳鍚煌內在的遺憾和缺失，紀錄片隨著素材的發現而轉向，楊力州從前的作品《拔一條河》、《水蜜桃阿嬤》也見著各種主題交織的複雜性。
「拍《紅盒子》是因為我迷戀布袋戲精湛的技術，你特別想知道後面控制的那隻手是誰，第二個階段就是它的傳承，拍下去時，你發現這隻手後面，也有另一隻手控制它，陳鍚煌背後有父親李天祿，但父親另外一個字眼是父權。以前布袋戲被當作政治宣傳，父親的角色也包含了國家的概念，布袋戲代表閩南語語言，它被國民黨政府有計劃性地砍掉，語言是摧毀背後文化最快的方法，手後面原來還有手。」《紅盒子》表面說布袋戲，但背後的哲學意義講弒父，同時父親／國家也想要「殺死」兒子。
楊力州提到，片子拍了將近十年之久，一直無法完成，因為他拍不到「父子」，堅持不畫上句號，十年換了四個製片仍未完成，直到他找來陳鍚煌的兩個徒弟到攝影棚，觀看六年前被拍攝的自己，像鏡子般，你清晰地了解自己人生的停滯與被壓制，他拍到重點，就是一句話：「我們都不知覺地壓抑你的兒子、你的徒弟，最重要你不知道自己做了這件事。」電影到結尾，陳鍚煌的壓抑從沒有消失過，父權根本就是鬼魂，我們對鬼魂是不敢提的，但又捉不住。
導演與被攝者的距離：我不懂告別
楊力州拍紀錄片時像南征北伐，聽來艱辛、疲累，他卻說到情感的負擔反而更令他更耗損，導演與被攝者的距離與關係，不再指鏡頭裡的風格呈現，而是鏡頭外，彼此的人生交錯後如何繼續下去。
其他拍紀錄片的朋友告訴他，拍完後就不跟任何被拍的人聯絡。他們說，只有這種方法，才有辦法過自己的人生，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拍攝出一個作品，就已經完滿。「但我沒有辦法拍完就不再連繫，或者特別地說一句，再見，變成我這樣混亂的狀況了。因為導演和被攝者的關係被改變，變成朋友，或者你像他哥哥，或者父親、老師，你會在意他們的近況，帶來不同的精神壓力。」這幾年他特別地感受到情感世界載負許多石頭，其中一個負擔九年的愧疚他去年才稍微放下。楊力州情感充沛、敏感，與被攝者沒一天是正地告別，就是放不下來。
「世界有這麼美好嗎？」朋友問楊力州。
「世界沒有那麼美好。」楊力州憂鬱地說。
「力州，但我看你的紀錄片，即使在艱難的颱風災區，你最後還是告訴我，有希望。這是你要告訴觀眾嗎？」
「不，我根本不在乎要告訴觀眾，世界有什麼希望⋯⋯」那為什麼還要一直拍？因為別人的故事告訴楊力州，不美好世界有著一丁點、不多不少的美好，也正是他賴活的養份。
訪問時楊力州保持微笑友善談及他的抑鬱與陰暗，但他把自己逐點打撈起來。今年年底，他將去南極一個月，拍攝他第27部紀錄片，不禁想起8年前他完成紀錄片《征服北極》，由北極到南極，扛著攝影機，世界的兩個盡頭都讓他走遍。 「就把自己丟到世界的盡頭吧！」零下五十多度白茫的無人之境，你想像的是他需要靜謐純然的沉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