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當天，趙崇基從大阪亞洲電影節回港不到24小時，談到影展讓他回到創作者單純的感觸裡頭，《中英街一號》終於走到首映這步，如同畫了個圓。這個圓不在香港圓滿，卻意外地從日本觀眾不帶預設立場、純粹的眼睛裡，更貼近和還原故事裡的人性部分，沒有了政治表態或歷史罪名那種埋身的喧囂和爭拗，觀眾為任何一個年代任何一個國土也會出現抗爭的年輕人而落淚。電影才變回了電影。
「相信我未必能再經歷一次。香港觀眾複雜很多，在分化的社會裡，每個人抱著不同立場來看我的電影。」趙崇基說。
火氣
「我越老就越多火氣。」
「若社會太平盛世，我何必這麼多火氣？是什麼激到人有火？」
1961年生的導演趙崇基老馬有火，但他的底色卻是悲觀主義者，眼見上了岸的同代人更多選擇沉默，移民或拍合拍片，北上搵真銀，悲觀主義者選擇了「火氣」。
「香港還有沒有得救？我真的不樂觀。」
趙崇基的手機Whatsapp裡有個中學舊生群組，彷如香港社會的縮影，每當他和一兩個舊同學談起雨傘運動，DQ案或者立法會補選，關乎政治，總有人冷不防加插「祝你中秋節快樂」的長輩圖來，慌張地轉移話題。群組裡更多人選擇沉默，不聞不問。「沉默是幫兇，見你順民，那個『兇』還怕什麼，就繼續兇你罷。」
這是自我審查，爭相歸邊，還有傘運後無力感充斥的犬儒時代，一個Whatsapp群組是香港社會的縮影，一部電影《中英街一號》呈現此時此刻的噤聲和恐懼，比早幾年的《十年》更甚，更多人集體想像著「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舉定白旗，創作或言論逐步自行畫地為牢。
趙崇基從沒想過他第十八部作品的誕生，彷如歷經八年抗戰，早早就被圈入「禁區」。直到現在，發行和上映未能敲定，還有未來可能的一連串障礙。然而，《中英街一號》同時也見證著他和團隊，在傘運後如此亂世的自處方式，以及他們能力所至的行動。
「禁區」
儘管不同的訪問他多次覆述《中英街一號》由籌集資金，找演員，到「禁足」中英街取景，再到首映、發行等等一連串的荒謬碰壁，無名怒火還是一再而起，「每次一講就嬲，越講越嬲。」當初申請電影發展基金，是其中一位政府中人鼓勵他申請，大家還樂觀地認為香港題材應該沒問題。「我們的樂觀似乎天真了。申請不成功，他們解釋道，商業元素不足，但商業元素足我何必找你政府申請？」一早首肯的投資者聽說連香港政府也拒絕，猜度著「禁區」、「危險」的訊號，如同驚弓之鳥。
「其中一個投資者是我的朋友，他擔心我，勸我不要碰，『天意不讓你拍。』他說。」資金一再遞減，後來，天意讓他以三百萬好不容易地完成預計成本九百萬的電影，但那個「禁區」、「危險」的訊號由這天起一直沒消失，包括找演員時被「我仲返大陸拍戲」、「我不碰政治題材」或引用聖經「不能與當權者對抗」拒絕；團隊被列入黑名單，禁足沙頭角拍攝等。
「你問我為什麼不在香港首映？我們一早向香港國際電影節申請，他們拒絕了，連大阪電影節的總監也驚呼有無搞錯。你要和我爭論電影質素？你當大阪電影節的評審不懂看戲？我之前沒有和其他傳媒透露，因為不想像之前的《消失的檔案》、《十年》等淪為口舌之爭。他們不會承認自我審查或政治理由，只用表面的理由搪塞，但我會繼續質疑。」趙崇基說。
命運
2010年，歷經六七暴動因派發宣傳單張而入獄十八個月的YP仔（Young Prisoner, 少年犯）石中英找上趙崇基，希望他拍套六七電影，還當年被誣衊入獄的左派人士公道和真相。趙崇基明白，石中英等人自覺被國家與歷史所遺棄，想追求「六七平反」，但歷史真相是什麼？《中英街一號》劇本書的序言寫道：「還是不同立場，有不同「真相」？當權者與人民，寫的歷史，看的真相，又是否一樣？」
「我有什麼資格在電影裡講，什麼叫真相？」他認為不能只用『平反』或『反英抗暴』講六七，年輕人一腔熱血背後的脈絡要梳理，像電影裡1967時空的游學修，滿腔熱血投入反英抗暴，他讀左派學校，父親也是愛國份子，英殖統治下見著不公義，還有文化大革命下左派工會的推波助瀾。各種因素造就一個角色的命運，是歷史風眼位裡「不得不」的選擇。
他們撰寫劇本幾年間，香港出現一場又一場社會運動，皇后碼頭、菜園村、雨傘運動等，與六七之間有些畫面似曾相識，歷史在押韻，造就另一班年輕人抗爭的命運。「後來我們決定把它與現在社會運動放在一起作對讀，以兩代的年輕人出發，意義大很多。」
六七部份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趙崇基最常問曾參與過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這條問題：「你們怎樣看現在搞抗爭的年輕人？還有六四天安門廣場那班年輕人？為什麼你們以前放炸彈搞抗爭就是愛國，愛社會？為什麼現在年輕人抗爭就變成了外國勢力？」同樣為社會不公義一腔熱血走出來，部分愛國抗爭者一老去，就敵視與年少的他曾經相像的年輕人，歷史輪替下，世代矛盾的韻同樣一路押下去。
「即時判斷當下的形勢很困難，我用年輕人參與抗爭最基礎的心態，看過去與現在。我沒有為歷史下任何定論，沒有需要。」趙祟基記得電影放映後，石中英的兒子看完好興奮，一向安靜的他，當天卻捉著他說：「我阿爸經常對我講六七歷史，我完全聽入不了腦，沒有感覺，但看完你這部戲，我終於明白現在的年輕人想什麼，阿爸那代年輕人在想什麼。」
「我這部電影拍給年輕人看。」
雨傘運動期後間，在街頭、校園裡趙崇基接觸過不少年輕人，從他們身上強烈感受雨傘後彌漫著無力感，和挫敗的沉重氣氛，此路不通，思疑還有什麼出路。年輕人的無力感，同樣是趙崇基的感受。電影下半部份，場景設置在2019不久的未來，傘運後幾年間，戲中的游學修、廖子妤和盧鎮業各自走上抗爭挫敗後的路。趙崇基將他「積極的悲觀主義者」的夫子自道，透過戲中游學修的口中道出：
「我不想電影完全絕望，戲中盧鎮業最後選擇移民美國，移民就不用看香港的淪陷和醜陋了，但生於斯長於斯，只要你留在這裡一天，就要做點事。像游學修說的二字，行動。拍一部電影是行動，寫篇稿是行動，你繼續支持自己的信念，良知就是一種行動。這是大家唯一可以做到的事。唯一。」
傘運期間，金鐘大台掛著「命運自決」二字，戲中的廖子妤反問，難道你覺得有我們真的得揀？「你真的覺得香港人有得揀嗎？這就是歷史。電影裡所有這班年輕人的選擇，都是歷史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歷史裡『不得不』的選擇。」趙崇基同樣在歷史洪流裡，以《中英街一號》實踐了他『不得不』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