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女身與男裝的文化歷史
當上世紀20年代，GABRIELLE CHANEL從男裝上得到啟發，開始確立她解放女性的穿衣之道，首次推出女裝褲，為女性的身體展開一場革命；她大概沒想到，女性與男裝能走得如此接近。身體從來都是戰場；古今不少對女性的壓抑也見諸於衣服範式，規訓女性的身體。從「紮腳」到內衣的設計，女性被投射成被觀看的欲望，以綺麗魅惑的姿態展示於眾人的目光之下，只好煙視媚行。即使隨社會文化的變革，女性自主的聲音愈漸響亮，穿著早就變得隨心所欲，但身體的革命顯然還沒止息。到了70年代，世界思潮掀起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提倡「個人即政治」，生活方式與形態每每折射了各種政治的交錯──政治不再只存於宏觀的社會結構，而是滲透於微觀的個人生活，無法躲避。於是，每天打開衣櫃，選擇穿什麼，也等同選擇了何種意識形態，成為怎樣的人。衣著風格，也是身份政治。
反觀男裝，亦同樣盛載了複雜的社會文化意涵。西裝筆挺，是現代文明的象徵。西方崇尚禮儀與階級分野；西裝的誕生，正好反映了中產階層的崛起，以至他們受社會教條的審慎規範，追求體面的外表。因此，當中國社會嘗試擺脫封建思想，朝往西方的科學文明，便開始出現了不少穿西裝的男性，穿梭於社交名利場。甚或，中下階層的上班族，也不得不穿起西裝，遵從社會的遊戲規則。故添置男裝，成了不可或缺的身份形塑。好像中國戲劇家曹禺所撰寫的《日出》，描劃30年代的社會狀況，游移於資本主義與封建殖民之間；其中銀行家潘月亭的西裝衣不離身，儘管後來窮困潦倒，需借貸渡日，仍穿著西裝，映照其無法擺脫的上流階級觀念，西裝成了他最鮮明的象徵，也是最可悲的諷刺。
男裝不只是單調乏味的西裝禮服。上世紀20年代初，世界大戰一戰與二戰之間，西方社會百廢待興，傳統思想無效，除了更激進的思潮因此誕生外，一批年輕男性則轉而沉醉於頹廢的浪漫主義，逐漸成為時尚風潮。他們對於穿著十分考究，將華衣美服以各種方式混合搭配，糅合華麗與頹廢，成了流浪在城市之中的貴公子。這種潮流風尚被稱作「DANDY」，即便到了今天依舊具影響力。其中英國作家王爾德與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也是「DANDY」的代表人物，他們將自身參與其中的時尚風氣與生活態度融合於作品（好像後者書寫惡的美態與廢墟等的《惡之華》成了傳世之作），亦轉化成現代派文學的核心精神。
性別：川島芳子的易裝
男裝往往是社會的權力象徵，因其性別標籤而佔據了主要位置。因此，逐漸出現一些女性，通過穿男裝來反抗，從身體出發，抵抗時代加諸她們身上的洪水猛獸。
關於女身穿男裝的抵抗，不得不提的，是川島芳子的故事。川島芳子生於清朝末世，原是清朝皇族的後人──肅親王的第十四位女兒。她的一生命運多舛，也是時代的寫照。辛亥革命後，芳子之父為了復國，便將年僅七歲的她贈予日本的政治人物川島浪速作和親，因此移居日本。她的青年時代皆接受日本教育，更在十七歲時被養父性侵，此後剪去長髮，以男裝示人。爾後，她的生命週旋於各方政治勢力之間，嫁給蒙古貴族作政治婚姻、曾協助溥儀登上滿洲國的傀儡帝位，也曾擔任間諜，以男裝混入游擊隊中。最後，她在1948年因間諜罪被處決，其年四十歲，終結傳奇的一生。
後來，梅艷芳演繹過川島芳子，成為性別易裝的經典。電影版的《川島芳子》（1990年作品，由方令正執導）改編自李碧華的同名小說，將真實的歷史人物重塑，還原成血肉鮮明的故事，令我們明白川島芳子的掙扎，與豐富且剔透的情感。她如常地因熾烈的愛而受傷，也如常地傷害別人。只是，她恰好置身於時代的漩渦裡，也恰好穿著男裝，成為大眾所稱道的「女扮男裝」故事。後世常評價川島芳子的一生為傳奇的悲劇，迫不得已地投身於中日政治的角力之間；但這也是對於女性的前設想像，分割女性與政治。何不也理解成是芳子的決定？從穿上男裝起，她對生命作出勇敢而忠於自身的選擇，絲毫不懼。
男裝女相，大抵皆有各自緣由。如今女身男相，變得平常不過。也從一種深重的決定，變得輕省，成了生活態度的宣示。現代女性不像花木蘭從軍，或祝英台女扮男裝的故事，男裝不再只具功能性，為達到一些目標而讓她們掩蓋原來的性別。現代的女身男裝，不其然想到WOODY ALLEN圍繞紐約拍攝的經典電影《ANNIE HALL》(1977)，飾演女主角的DIANE KEATON穿著西裝寬褲，走在紐約的街頭，舉手投足充滿帥氣，成了現代女性的最佳自主姿態。對照下來，川島芳子穿上男裝，雖同是功能性的打扮，讓她可在政治場上穿梭自如；但也可解讀為在現代與傳統的交錯間，以身體對父權社會作出默然的反抗。
著名性別研究理論家JUDITH BUTLER曾指出，性別是流動的，因此性別身份也非本質性存在，而是一場「展演」（PERFORMATIVITY）。我們可以反覆轉換我們的性別身份與認同，亦如時裝的替換，男裝女相，安能辨我是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