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一直是我尊敬的人。

三十年前，我是中大歷史系YEAR 2學生。中大規定，任何學生除了自己學系的必修課，必須額外選修一些通識以及其他學系的課。1995年上學期，純粹為了遷就時間，揀了一科有關中國文化的，講師是他，鄭宗義老師——其實應該稱呼他做鄭宗義博士（到了現在，則是鄭宗義教授），但一直以來都稱呼他：鄭生。有些博士或教授會好介意別人（尤其學生）不用「博士」、「教授」稱呼自己，畢竟這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擁有的身份，需要花上極大心力工夫才能擁有；但鄭生，不介意——我個人認為。

那科有關中國文化的通識，對於一個讀過好幾年文科的學生來說，不算深，但可能正因為不覺得深，有點輕視了，最後成績只得B，嚴重拉低（本來已經不高的）GPA。成績還成績，上堂感受還上堂感受，問心，很享受鄭生的課堂。塵世間有兩類大學講師：擅長講書 & 不擅長講書，鄭生絕對是擅長講書的一類，而且是極之擅長。那個B GRADE，完全是個人（不勤力）問題。

1997年，YEAR 3下學期，三年制的最後一個學期。計過數，不需再額外讀其他學系的課都夠學分畢業，但因為已修讀了四個哲學系的課，尚欠一個，就能夠以「副修哲學」名義畢業，想也不想，便選修了鄭生的「明代儒學」——最後一個學期，GPA 不容有失，有什麼閃失的話就再沒機會補救，但原因不明，總之當時就無畏無懼。

課堂上主要讀的文本是《明儒學案》，鄭生教授的內容，有義理部份，也有思想史成份，義理為主思想史為副。好記得，我一堂都沒有走（反而歷史系本科的課堂我經常走）；更記得，OPEN-BOOK EXAM前一晚，有點悶熱，在屋邨單位席地而坐，把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放在（同時是我睡床的）木櫈上，讀，一直讀，離奇地，竟然完全沒有那種正在捱夜溫書的痛苦和睡意，反而好享受，愈讀愈享受。

學期完了，大學生涯也完了。有一晚，去了鄭生在馮景禧樓的辦公室，請教他，有關做電視台編劇的事——他在大學畢業後，去了電視台做了一段時間編劇，到後來才返回校園完成博士論文；當年的我也曾想過做編劇，而身邊就只有鄭生真真正正做過編劇，理所當然請教他。後來寄了應徵信，去了電視台面試；就在電視台叫我前往SECOND IN前，我揀了在報紙副刊做記者，但這件事，與本文無關。

在傳媒工作了一段極長時間後，心血來潮，終於在2015年，成功報讀中大哲學系MA。八科裡其中兩科，都是鄭生的——為了方便平日要返工的學生，他的課堂總安排在星期六下午。於是有兩個學期的周六午後，都用來聽鄭生講課，分別是牟宗三《政道與治道》以及王陽明《傳習錄》。只能說，感受是極度痛苦但又異常快樂——痛快在讀來讀去也讀不通書中語句，快樂在聽完鄭生解釋後不但明白了，甚至讓長期困乏的人生霎時豁然開朗，而這是中國哲學獨有的特質，從來都不是一場只在概念上糾纏扭擰的純理性思辨遊戲，往往直指人心，指導日常，指向未來，例如鄭生提及儒家的「義命分立」，讓我明白到人固然有著可以努力的範圍，但亦有努力絕對無能為力的範圍，這並非消極或抵賴的藉口，反而是對實際情況的透徹實在了解。

兩年MA匆匆讀完。或多或少有想過報讀MPHIL，繼續跟隨鄭生（不代表鄭生必定願意做我指導老師），但自覺欠缺慧根，知難而退。

但有繼續SIT鄭生的課堂。那麼多年來，他的語速都沒有慢下來，仍是那麼快，快得來清楚而鏗鏘，鏗鏘是因為有充份的理，理直自然氣壯。聽鄭生講中國哲學，就像欣賞一名宗師在耍一套練了一輩子的功夫，洋洋灑灑，不滯於物，不困於心，不亂於人。他不是在做什麼學術表演，而是把自己明白的相信的如實地展示。

或許有一天我會把鄭生講過的話統統忘記，但他在1995年某堂課提過的一首詩，多年來，一直記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Text & Illustration：月巴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