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觀賞過安藤櫻的影視作品，無人不好奇曾入選「日本電影史上一百位女演員榜」的個性影后，是怎樣練成出神入化的絕活？

「成為『演員』剛好是職業使然。」安藤櫻說，「我與生俱來就有股強烈的表演慾，渴望專注地活出自己理想中的模樣。比起單純扮演角色，我更在意抓緊刻下的身心感覺去成為不同人物，並透過他們去重新發現和感受自己。」看她在第四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名家講座」熱絡地坐近講台邊緣，傾力用肢體語言向觀眾盡訴心中情，與媒體暢談演藝事業時，時而活潑、時而感觸得潸然淚下——似乎每刻臨在（BEING PRESENT）的生命態度，是其人與戲足以撼動心魂的關鍵。

幽默的生活觀察家

每年電影節皆緊湊，眾媒體需於四十五分鐘內，與安藤櫻完成提問、答題、翻譯及拍攝等訪談程序，不免格外聚精會神和氣氛顯肅穆。惟眾人難得「一期一會」，認真中又不禁流露幾分期待和緊張，當演員本尊從化妝間步出一刻，大家更莫名有默契、齊齊「霍」一聲從座位彈起身，或鞠躬、或揮手，並中英日語夾雜地連聲歡迎，使畫風一轉，肅然中添幾分詼諧。

「大家好，我係安藤櫻！」敏銳於現場變化的安藤櫻，察覺箇中微妙氛圍，瞬即亦以親切的廣東話打招呼，主動暖場，「我很開心獲電影節邀請，有幸第三次踏足香港。」得悉大會為本地觀眾選映了四部作品，包括其親姊安藤桃子執導的《0.5 毫米》（2014年）、榮膺多個影后榮銜的代表作《100円的愛》（2014年）、勇奪康城金棕櫚的《小偷家族》（2018年）以及最新電影《惡之地》（2023年），她甚是欣喜。

「但更難得是，前兩趟行程匆匆，無法在港到處參觀，今次我會把握時間逛一逛這城市。」滿心好奇的她，確有趁空檔遊走尖沙咀文化中心及重慶大慶等地，既拍攝了街道和高樓風景，還將警務處防騙吉祥物「提子」八字標語圖片，上載個人INSTAGRAM及標記《惡之地》作另類宣傳，真是個幽默的生活觀察家。

香港電影的城市魅惑

「我對香港的濃烈情感，是受三位香港導演王家衛、杜琪峯和周星馳的電影所牽動。」來自演藝世家的安藤櫻，從小承蒙導演兼演員的父親奧田瑛二和散文作家的母親安藤和津所薰陶，對國際間的影視和文化作品素有關注，談到所敬仰的香港影人，她亦有一番獨到見解。

安藤櫻眼中，三位導演的敘事和影像風格迥異，「但他們所建構的香港電影世界，不約而同都擁有日本電影不存在的特質。那是一些只可心領神會的情緒、感覺或氛圍，無從使用理性作分析或以言語去具體詮釋⋯⋯總之光影交織之間，總滲透一絲絲憂愁和哀傷，同時蘊涵一點點善意和堅定。我深被這份獨特又迷人的魅惑（SEXINESS）所吸引！」

更妙是，相對王家衛的孤寂情愛、杜琪峯的灑脫江湖，周星馳那些悲喜交纏的無厘頭故事，最擊中安藤櫻的心靈。「在日本，若對人說喜歡王家衛和杜琪峯，無疑很COOL、很文青（笑），但我亦很樂於分享對周星馳的喜愛。」芸芸作品，她特別鍾情《西遊記》系列和《美人魚》，「我不時播放後者給女兒觀看，雖然以她的年紀，可能有點太早接觸（笑），但我希望除了迪士尼《THE LITTLE MERMAID》的紅髮公主之外，讓女兒知道世上的美人魚還有很多不同面向。」

與生俱來的表演意識

觀影不拘一格，引發記者們提問：「那麼你最想代入星爺哪部電影的角色？」安藤櫻輕托閃爍的CHANEL掛繩眼鏡，目光炯炯地看向大家，並調皮反問：「你們又覺得哪些人物適合我？」機靈地為答案留白，既觸發眾人聯翩浮想，也默然傳遞出她從不執意挑選導演和作品的演員取向。

縱使時代改變中，人們逐漸懂得平等和尊重的，欣賞演員的不懈付出和潛能，可是「身體」作為表演者們說故事的重要工具，無可避免仍會受外界評頭品足。據部份報導引述，年輕的安藤櫻看演藝圈美女如雲，有人眉目似畫般綺麗柔情、有人如「大和撫子」般嫻淑，而自己的臉容樸素、個性敏感又複雜，也曾擔心無法勝任女演員之職。

「從前，我曾經頗介意別人對『女演員』的定義，尤其自知所嚮往展現的元素，不符合主流的期望，在某些場合所遭受的評價，更令內心感到受傷。」安藤櫻坦誠昔日軟弱，不過成熟以後，卻又認為殺不死自己的挫折，是變堅強和走更遠的推動力之一。「每當我思考，到底是什麼造就自己當上『演員』，內心就有聲音提醒：絕不是來自外在的認同或讚美，而是源於比孩童時期更早已存在，一種極欲用身心去表達自我、與世界溝通的先天意識。」釐清心念，其他無關痛癢，「與其執著『女演員』或『實力派』是何種樣子，我更在乎可有好好把握可一不可再的演出機遇，傾盡所有地投入現場、與團隊真情互動，為角色形塑出有血有肉的形相，也為自己實踐活出真我的渴想。」

浮光不離真實

每部電影或有虛構成份，可是安藤櫻為角色所注入的能量和靈魂，皆實在扣連其演繹當刻的身體和情感狀態。「演戲如人生，不可能全然理解世事走向，或個人的界限和可能。」放諸演出，她不主張全知地掌握所有和刻板地做反應，更傾向先從劇本認識角色的基本背景或際遇，再因應電影創作和製作模式，包括導演、美術和服裝等部門的構想、資源預算等，事前稍為角色的形體和觀感做準備，也運用個人想像潛進其精神世界。

「當年拍攝《100円的愛》只有兩周的時間，年約廿七、八歲的我，恰好又處於人生轉變期，不曉得是受荷爾蒙問題或別的原因影響，心裡真的有種自覺諸事未盡全力，對生活和處事滿腔後悔的感覺。」安藤櫻有感，既然主角一子欲擺脫廢中生活及蛻變成拳手，「我亦本著『必死』決心，特別拼勁地改變體格，以投入角色身心和創造人物。」她憶想並檢討，「雖然看畢中國版《熱辣滾燙》，發現其有高預算且翻拍出色，令自己反思《100円的愛》似乎尚有不足和待改進之處，但恐怕只有當時的年齡和身心狀態，才做得到吧？曾經搏命，還是滿足。」

演員付出之外，「我亦相信電影是群策群力的藝術結晶。」安藤櫻享受在片場每個未知的瞬間，隨對手的臨場動靜、風吹草動等，進行即興演出。例如安藤櫻演繹《小偷家族》的誘拐者信代，為維持跟戲中「家人」既陌生而不安、卻互相依靠的親密，初期沒太深究角色種種，只帶著「和家族見面了」的心情出發，每天沿是枝裕和導演拍攝前提供的劇本，與「家人們」沿戲軌慢慢孕育情感。那一幕膾炙人口的審訊戲，「事前我不知道對白，只隨導演即場的提詞板，由飾演警察的池脇千鶴開展審問。」當時，她將現實中自己剛產女的喜悅，融合信代渴望愛卻成不了人母的悲痛，與眾人攜手成就一段克制卻動容的哭戲。

從疑惑到肯定志業

訪問尾聲，感性的安藤櫻亦落淚了。訪問期間，留意她不時提及「感覺、感受或情緒」等字眼，似乎是個共感頗強的人，而作為演員常要掏出心思去感應一切，可會帶來特別的挑戰或心情起伏？「我也自知感受力很強。」安藤櫻一時觸動、雙目泛紅，甚至不避諱於陌生的港媒面前，直率地掉下眼淚，「譬如當刻我跟大家首次會面，哪怕語言不通，只透過眼神交流，都感應到許多支持和鼓勵。回到戲劇，我平常長期吸收大量環境訊息，單演出一個作品已為人生掀起一些情感巨浪，確甚勞累，自問也未必可頻密接戲。只是，每當我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愛護和真誠，卻又會覺得這份工作何其充實，也讓人生變得圓滿，所以我仍願意繼續盡其所能，活好演員或安藤櫻的本份。」

後記

多年來，反覆來回現實和想像之間，安藤櫻對「女優」身份認同，產生更深層次的感悟。訪問翌日的「名家講座」上，被主持鍾雪瑩問道，怎樣看日本女演員的處境？她直言：「我想，並不是因為角色是女性，所以由自己來演出，而是因我身為女性，所以能詮釋有關角色。」她特別從日文傳統的「役者」稱呼、男演員「俳優」和女演員「女優」之別，還有西方「ACTOR」和十八世紀後衍生「ACTRESS」等字源，作一番深度解說。「坦白說，我曾疑惑於種種定義。畢竟，我一直被父親、丈夫（柄本佑）和丈夫弟弟（柄本時生）等優秀的男演員所包圍，也曾因欠自信而擔心過做不成女演員。惟隨歲漸長，參演《100円的愛》和《小偷家族》後，我體會女性能夠生育、經歷月經和荷爾蒙等身心變化，確與男性表演者有生理上的分別，故無需刻意比較，只需要互相尊重。再者，眼看身邊出色的女演員，如尊敬的外母角替和枝，還有滿島光、石原里美、河合優實、上白石萌音等，從不被角色所規範地為理想奮鬥，也激勵我要敢於從性別汲取力量，擁抱每個狀態的自己。」

Text：Ko Cheung

Photo：Sam Yip

Makeup：Vanessa Wong

Hair: Him Ng@The At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