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刊設計不僅止於封面美化或內容排版，即使是經常備受忽略的目錄，只要加入創意巧思，除了能呈現美感，更能加深讀者對內容的體會。修讀平面設計出身的胡卓斌（阿卓 / RENATUS），就曾經因為一頁目錄而豐富了他對書的想像，令他明白設計可以令書的形式更好玩多變，「為什麼要有設計師存在？因為我們可以突破框架。」
設計的力量
大多數人都是由實體轉型數碼，阿卓卻反其道而行，年少時代已經常為了個人興趣或賺取外快而製作網站。「我總是覺得其他網站不夠漂亮，所以中學畢業後就去CO1 SCHOOL OF VISUAL ARTS讀平面設計，每天放學去KENG SENG、書得起、PAGE ONE等書店瘋狂看書。」
他憶起當時曾翻過一本書，內裡介紹一個項目，改變了他對設計的看法，「有位設計師在911恐襲後印了一堆五顏六色的POSTCARD，在倒塌的大廈附近叫人寫下他們的希望。一星期後，他在頹垣敗瓦中放了不同顏色的箱，讓人把POSTCARD放在對應顏色的箱裡，再隔了幾天，他用收集回來的POSTCARD砌了一個很大的『HOPE』字去鼓勵他人。這個PROJECT讓我發現原來設計可以這樣做，不是做得漂亮然後收錢就算。」書籍給他帶來很多啟發，他提到文學巨擘卡爾維諾的著作《看不見的城市》，「我讀這本書不是因為封面，也不是因為我對作者有想法，而是單純因為它的目錄很奇怪。那個版本是由香港設計師陸智昌設計的，他發現作者在文章編排中加入了一個結構，但沒有VISUALIZE出來，於是他用了一個特別的結構來顯示目錄，那是連原著初版都沒有的細節，這令我明白到書在形式上可以有很多變化，不只是外觀不同，而是令人有更深刻的體會。」
畢業後他加入李永銓（TOMMY LI）的公司從事品牌設計，後來在三聯書店工作了半年，繼而自立門戶開設工作室EDITED，為商業機構製作雜誌書刊，也獨立出版了不少藝文類型的小眾書籍。他認為商業與藝術之間並非鴻溝，然後一邊展示他為AIRSIDE商場、MOVIE MOVIE戲院、佳士得拍賣行等製作的作品，一邊道：「只是人們對商業的想像力太少而已。」有些NGO的形象予人傳統保守之感，阿卓為明愛向晴軒製作的《BAD DAY CATALOGUE》就令人耳目一新，使以往被認為沉悶枯燥的內容變得更加吸引。儘管九成客戶來自香港，但他認為毋須刻意營造香港特色，「重要的是我們做得好不好。若要說的話，香港其中一大視覺語言是BILINGUAL，香港人對BILINGUAL 的處理方式近乎病態，以前可以英文字的字體幼、大，中文字粗、細，表現出層次，近年則要追求正確，一定要平衡，要左右排，邏輯大過美學追求。」
他說自己未能定義何謂好的設計，「很難一概而論，比如街招，某個角度來說它是好的，因為它當眼，有些人覺得它不好，因為它礙事。又例如許多人會追求方便，可是我人生中最討厭的就是方便，我可以列出它的一百個壞處，它令我們麻木、不求甚解、失去想像力。我不是不用方便的東西，只是如果你要我做一件新事物，我多數會選擇不方便的做法。」
符號的隱喻
走迂迴的路，能收獲更多不同風光，阿卓口中「不方便的做法」，往往能延伸出更多有趣的結果。「同事們形容我的方法是由物質做起，而不是以訊息為主題。」他用《無法憶起 怎樣到達這裡》一書舉例，藝術家李繼忠在2019年舉辦了同名展覽，內容有關香港日佔時期的歷史，日軍因獻銅運動而掠走了一批銅像，戰後有部份銅像送回香港，可是已殘缺不全，藝術家糅合3D合成與傳統技藝修復銅像，展現時間、物質和身份的過渡。阿卓說：「為展覽製書時，一般會把展覽和作品的照片及說明放進書裡，但我們沒有這樣做。繼忠的創作方法是不斷搜集資料，當他想探討一個命題時，就從中找些東西出來。他在錄像作品中杜撰了六個不存在的人物，而他們身處於一段真實的故事裡。於是我們把書造成六個FOLDER似的設計，用紙入榫裝訂，沒有用釘，要逐頁DIE-CUT再人手製作。我們又在仿皮的紙上印了一層灰色，然後用間尺刮幾下，使整套書看來像一塊出土的磚，像久經暴曬的大理石。歷史是一個大圈，是無限的，所以那些書冊沒分次序，沒有頁碼，內容好像很散亂。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但這世界不是所有東西都講理性和邏輯的。」阿卓重視細節，常在作品中加入隱喻，「這不是很厲害或影響很大的項目，卻頗能表現到我造書的方法，不只考慮它如何看，而是為什麼要這樣看，不以易讀為前提，中英文字甚至是重疊的，表現出互相佔領的狀態。就算我講得直白，也不代表你會有感受，我認為符號和形式所能傳達感受的力量，遠比講出來的多。」
你會見到時間的累積，
有些人想書本堅固些，
但不會變的就不是物質了。
每次設計一本書，
我都會去想像它十多廿年後的模樣，
有使用的痕跡對我來說才是最好的。
胡卓斌
他舉了另一個例子，就是支援男性性工作者的民間團體「午夜藍」於2022年出版的《午夜男喃——香港男性性工作者口述歷史》。「他們申請不到政府資助，可是我覺得這本書不錯，能反映一些社會現況，所以為他們設計了一些周邊產品，賣了約十萬元來印書，也給我們和寫手一點報酬。」午夜藍不想在設計上去性化，「但我覺得他們以往的形式，例如在封面上有個沒穿衣服的阿伯，容易令人卻步，因此我找出折中的辦法，封面暗藏一個男人的胸膛，書腰用了打孔的元素，書裡有輯裸露的照片是特意找攝影師拍的。」他指自己喜歡結構主義，其主張任何科學研究都應超越事物現象本身，直探背後的系統與規則，「世上很多事你只看到表面，下面還有很多支線，像樹根，而樹與樹之間是連結的。我想通過細節，讓人慢慢思考和感受背後的想法。」
實體的價值
阿卓提到一個對其設計生涯影響甚深的項目，合作對象是其已故朋友殷家樑（KALLEN）。殷家樑本身也是平面設計師，後來成為了一位攝影藝術家，曾憑《自然節奏》奪得2016年京都國際寫真祭KG+ AWARD年度大獎。阿卓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家工作，我見他常常在玩掃帚，他的得獎作品就是拍攝了那些手工掃帚的模樣。得獎後他在京都旅居了半年，為七位當地的ARTISAN拍照。」
2017年，殷家樑在京都一間町屋舉辦「光暗間」攝影展，為了不破壞場地的靜謐氛圍，照片以融入環境的方式呈現。「展場本身是有人居住的，若果放CAPTION在照片下會很突兀，所以KALLEN找我替他出書。製書時間只有四個星期，還要匆忙找人贊助，之後我就飛了去日本。」阿卓指這次經歷最難得的，是能見證一位藝術家由零開始創作，再一起去討論如何造書和展示，「自此我不再是等稿件來然後再去設計，而是高度介入其中，這有好有壞，好處是令事情很有趣，壞處是作者若果想100%講自己，找我就很難合作。這件事也令我發現，設計師不只得一種可能性，不一定要遵從一般原則，例如FORM FOLLOWS FUNCTION是必然的嗎？有結構主義亦可能有解構主義。」他拿出兩本成品，一本是妥善保存的，另一本則經年日曬，「你會見到時間的累積，有些人想書本堅固些，但不會變的就不是物質了。每次設計一本書，我都會去想像它十多廿年後的模樣，有使用的痕跡對我來說才是最好的。」
他對物質、對實物十分著迷，這跟其經歷有關，「年少時我曾在網上跟人筆戰，寫幾十萬字，做很多資料搜集，又製作過很多網站，那時會用FREE HOST，結果HOST不玩了，網站就一秒間消失，感覺很虛無。印刷品也不是永遠的，不過我很喜歡那種實在的感覺。如今實體書不再是主要的傳播媒介，要有所突破才有意義，書不是為了方便，而是要增加收藏的價值。」EDITED現時有八成作品是實體，僅有兩成是數碼，儘管阿卓戲言他們快要被時代淘汰，但實際上卻仍緊貼科技發展，善用人工智能，「很多人覺得AI很方便，很快可以生成一張圖，不過AI其實並不會加快WORKFLOW，成本可能會便宜些，若果你沒有要求的話。AI講的是主流世界中最多人喜歡、最多人做過的，那未必代表好，它不能跳出大眾的想像。根據我們的親身實踐，運用AI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才能得到好的結果。」
儲書的樂趣
作為愛書之人，阿卓在工作室擺放了大量從世界各地搜羅、不同主題的書刊，隨手拿起一本都能侃侃而談。他以往亦曾開設BOOK B和MOSSES兩間獨立書店，他說有別於主流出版主要是為了實用功能或讓讀者享受，很多獨立出版的書籍都無以名狀，「看完得到什麼？我也說不上來，有些書並不適合放在主流書店。當紐約、東京等城市都有很多富特色的CITY BOOKSTORE，形塑一種城市風貌，為什麼香港沒有那麼多？」可惜在租金和疫情影響下，他兩間書店均已結業，「香港有沒有能力養起書店？我覺得一定有，BOOK B執笠那天賣了廿萬元的書，是一年的總和，最後三星期賣了約三份二的書，大家荷包有錢的，但只會執笠時才出現，生活迫人令大家沒有時間去獨立書店發掘有趣的東西。」他坦言自己在香港也不太買書，「去旅行時反而買得多。對獨立書店來說，本地支持固然重要，但也要去吸引外地人，之前MOSSES就有很多內地客，THE WEEKND也來過買了三萬元書。」
他透露今年計劃造一批新書參展，推廣儲書的風氣，「我意識到看書和儲書是兩種不同的興趣。我想推出一個關於儲書的系列，會邀請一些作者和藝術家參與。書架是一種人生的累積，包含你正在看、還未看的書，你從一個人的書架便能大概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當你問自己究竟是誰，從何而來，一切答案可以來自收藏，你去書店找十本你想看的書，那就是你——你想成為的你。即使買了不看也沒關係，書會等你的。跟電子書不同，書架上的書會令你記得它。近來我們也常辦BOOK CLUB，把BOOK HUNT回來的書分享給朋友看，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書架。」從美學到內容，主流與小眾的書刊各有價值和意義，沒有絕對的高低好壞之分，其多樣性卻能OPEN OUR EYES，讓我們通過不同視角了解世界。
Text：梁懿
Photo：Kitaro
Photo courtesy of the interview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