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在黑暗中流轉，TILDA SWINTON以空靈女王之姿駕到，靜立於水影和煙霧間瞬即入戲，跟鏡頭後極速轉換相機拍照的WING SHYA與助手們，以及忙碌安排服飾和道具的工作人員相映成趣。無論戲內還是戲外，TILDA都自帶一種凝煉時空的氣場，引領旁人走進另一個世界。接受《號外》訪問時，她提到「電影透過提煉當下去見證時間」，流動影像不但凝住角色的情感，也記錄了時代的變遷。出席由CHANEL支持M+舉辦的對談活動期間，她便重申電影保存和修復的重要性。當我們快要被科技的洪流淹沒，TILDA從容淡定的身影彷佛在提醒我們，永恆就蘊藏在流動的時光之中。

承先啟後的女性

TILDA回想說自己應該來過香港四次，可是每次都只能逗留短短數天，這次她的行程亦相當緊湊，抵埗翌日在M+拍攝《號外》封面，之後一天接受訪問和出席公開活動，第四天便啟程曼谷。談到M+，她笑言一直以為自己曾經到訪，「但原來我從未真的走進大樓，只是曾多次跟這裡的團隊視像通話，所以感覺自己曾經來過。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在此久留和觀賞典藏影片，我知道這裡有很多題材廣泛的收藏。」訪問當晚，她現身在這間博物館舉行的「電影修復何以重要？TILDA SWINTON與唐書璇對談」，她表示自己早在讀書時期已看過唐書璇執導的首部作品《董夫人》，深受啟發。「它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像發現一個全新的星球。我當時已對唐書璇這位電影製作先驅非常感興趣。」這部於1968上映的前衛電影不以傳統線性敘事為前提，而包含了很多充滿實驗性的意象，令年輕時矢志成為作家的TILDA發現敘事方式毋須拘泥於文字，間接促使她投身戲劇世界。她又指自己對電影的熱愛也源自其成長背景，「我的家族在同一棟大宅裡住了上百年，我自小在那裡成長，它就像一間歷史檔案館，我有位祖先在前衛攝影的領域非常活躍，耳濡目染下我總是被攝影所吸引，因為攝影以至電影都能夠捕捉當下。我十分喜愛默片，我有時會覺得，每當人們開始講話時，電影便會走向下坡，因為沉默能帶來更大的想像空間。」

TILDA的電影使命不限於作為演員在幕前投入演出，也在幕後以不同形式推廣各類作品，例如曾與導演好友MARK COUSINS創立8½ FOUNDATION，又在家鄉蘇格蘭舉辦流動獨立電影節。「我總是非常樂意向人們推薦一些未必很出名的電影，尤其是推薦給年輕人，好奇他們能受到怎樣的啟發。我也跟MARK COUSINS聯手製作了《WOMEN MAKE FILM》，幾年前它亦曾在M+上映。」這部由TILDA擔任旁白的史詩式紀錄片，製作歷時近二十年，片長十四小時，內容選取了七百多條來自不同電影的片段，探索女性導演在電影藝術中的貢獻，而2022年M+戲院開幕節目之一《電影課程：女人拍電影》便結合了該片的放映和講解教學。「這部影片是一個龐大的企劃，它要糾正『女性拍電影是一件新鮮事』的古老觀念，事實上，女性是首批電影製作人之一，特別是在香港和中國，女性執導電影有長久的歷史，而非什麼新鮮事。」她回想製作過程道：「我們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就是去收錄由女性導演所執導的電影片段，能搜羅如此多鏡頭實在令人驚訝。人們製作電影已有逾百年歷史，期間女性一直走在前沿，不僅執導，也有創作，而且我認為鏡頭前的女性亦是電影製作人之一。這部電影所得的素材非常豐富，足以讓我們再來一次，再去製作一個新系列。」

世上沒有「老電影」

談到電影保存與修復，許多人不期然會聯想起老電影，然而TILDA提出世上並沒有所謂的「老電影」，「你開始放映電影的那一刻，無論它來自1923年還是今年，你都正在置身當下。」她指電影修復的意義不僅是物料的修補，還要去詮釋創作者的意圖，再次跟觀眾產生連結。「電影典藏於文化中佔有重要席位，電影透過提煉當下去見證時間。對我們來說，菲林是脆弱的媒介，賽璐珞是脆弱的媒介，如果我們不小心保存，便會失去它們。過去是現在和未來的關鍵，當你看到尤其是年輕一代，又或者是那些剛開始愛上電影的人，發現BUSTER KEATON或其他人的早期作品，感覺它們反映了二十世紀初的事物，那是一種魔法，是一種深刻的存在，這意味著作品的精神和回應它的人的精神是相連結的。」

她表示這種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如今變得更具份量，「這讓我們注意到，身為人類，我們不一定要有很大的改變。環境可能會有變化，但我認為連貫性是緊要的，對我們的精神來說是一種安慰。尤其是現在，當我們談論很多有關科技的事情時，更需要去思考什麼是人性，電影是觀察人類生活連貫性的一種強大工具，這使保護電影文化變得前所未有那麼重要，要廣泛傳播它，讓年輕一代不但重視它，也能夠熱愛它、享受它。」她認為要成功做到這點，關鍵是保持大眾的熱情和興趣，「這能吸引適合的贊助人和組織，例如馬田史高西斯創辦的非牟利組織THE FILM FOUNDATION，便孜孜不倦地致力於電影修復、傳播和發行。要讓大眾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並理解到我剛才提及的那種連結是多麼教人愉悅，這不是什麼學術或歷史相關的事情，而是充滿活力的。」

TILDA喜歡參觀世界各地的電影檔案館，她分享其中一次印象難忘的經驗道：「我第一次到訪英國BFI NATIONAL ARCHIVE 時，發現了EMERIC PRESSBURGER的《I KNOW WHERE I'M GOING》劇本手稿，據說他僅花了兩個星期便寫完，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由他與MICHAEL POWELL合作拍攝。在那次參觀中，我還發現了DEREK JARMAN的展品，他總是從一本筆記本開展一個項目，把封面塗成黑色並寫上電影名字，然後用劇本的影印本去填滿內頁，再添上備註和細節。那次我見到他為我們首次合作的電影《CARAVAGGIO》所製作的本子，在寫上我電話號碼的那一頁，上面有一朵他壓製的玫瑰乾花，旁邊寫著『TILDA’S ROSE』，令我非常觸動。」

用戲服進行解碼

從《魔幻王國》系列的反派白女巫、《奇異博士》的睿智魔法師，到《我兒子是惡魔》的憂鬱母親，TILDA演繹過不同性格和時空裡的百變角色。她深信服裝與電影有著密切的關聯，「當你拍攝一部敘事電影時，你有九十分鐘以上的時間，現在的電影愈來愈長了，但你只有相對較短的時間來呈現人像（PORTRAIT）的故事，我喜歡稱之為人像而不是角色（CHARACTER）。一個人選擇穿著的方式，是讓觀眾接受訊息的重要符碼（CODE），你坐在戲院裡，電影開始了，某個人出現在銀幕，我們就已經在進行解碼，他們選擇留這樣的髮型，選擇穿那雙鞋，天氣很冷卻沒有穿外套，這些說明了什麼？所有這些細節，如佩戴的珠寶、化妝和走路的方式，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堆符碼，這對我來說是重要又享受的部份，一旦你知道了這些符碼和選擇，你就能更進一步地去了解那個人是誰。」問到哪些導演特別擅長通過造型去塑造人物，她首先想到PEDRO ALMODÓVAR，「實際上還有很多例子，LUCA GUADAGNINO對人物服裝很感興趣，他最近便與JONATHAN ANDERSON合作電影《QUEER》，雖然這次ANDERSON對各個人物採取了比較劃一的處理方式。而像PEDRO這樣的人，還有JIM JARMUSCH、奉俊昊、DEREK JARMAN和JOANNA HOGG等對造型均非常細緻。他們可能會給出我剛才類似的答案：服裝是戲中人向觀眾傳遞訊息的方式。」

走出戲外，TILDA與時尚密不可分，跟CHANEL合作超過十年，同時也是品牌藝術暨文化大使，她形容自己對品牌的尊敬與日俱增，這並不是單純建基於其創意和工藝，而是品牌對藝文界的守護。「在過去幾年，CHANEL發起了不少藝術和文化的倡議，致力支持全球藝術家，對象不只是電影製作人，還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又設立了各個基金和獎項，如CHANEL NEXT PRIZE、CAMELLIA AWARD、與BFI 合作的FILMMAKER AWARDS等，這些都很具份量，坦白說，我認為沒有其他人正在做這件事。」她指很多電影人和藝術家均難以獲得國家的資助，「這是我們文化中的缺口。我不清楚香港的情況如何，不過早前我隨CHANEL到東京，跟是枝裕和及當地電影人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我在那裡了解到，例如在日本，國家並沒有為電影提供什麼資金，也沒有資助電影學校或表演學校。像CHANEL這樣對社群提供的支持是無價的、獨一無二的，參與其中令我感到很鼓舞。品牌決意成為一股向善的文化力量，它不只是香水和手袋，雖然它的確是，但香水和手袋為藝術家的生活提供援助，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Text：Cyris Hung

Photographer：Wing Shya

Artisitc Director：Sean Kunjambu

Producer：Alice Barg

Makeup：Heisan

Hair：Kristy Chung

Assistants：Chan Tsz Ki, Leung Wing Hang, Cheung Hing Yeung, Li Chun Kit

Headpiece：Shu Shu Tong

Wardrobe：CHANEL Pre-fall 25 Col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