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禹凡相信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概念、表達手法和創作題材，本應是三位一體的。然而，攝影這媒介最特別的地方，是其生成的內容不能完全地基於空想，而且過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讓創作者無法徹底地掌控一切，但這樣反而能夠讓一些有趣的東西得以在意外之中誕生。了解到攝影這本質，使盧禹凡更加樂意主動地挑戰各種大膽的試驗，從而在碰撞中逐步提煉和完善其創作。

盧禹凡（LU YUFAN）在中國天津出生，成長於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在九十年代經歷了國內的下崗潮。她的母親原本是工廠裡的電子工程師，下崗後成為了自由職業者。那個年代的下崗父母，普遍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用重蹈他們的覆轍，能夠找一份收入穩定的職業，但是禹凡母親的思想卻十分開明，一方面為了減輕對女兒構成的心理壓力，從不會向別人埋怨自己賺錢養家的辛酸，以及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她會盡量為女兒塑造一個自由和寬鬆的成長和教育環境，讓她能夠按照興趣和性格選擇適合自己的路向。

禹凡在天津就讀中學，之後轉往北京上大學，主修新聞學和英語。在大學新聞課的課堂上，禹凡開始接觸攝影，她初時還不太懂得紀實攝影、藝術攝影等門類之間的分別，直至去了中國人民大學任悅老師的OFPIX 攝影工作室實習，見識到不同種類的攝影作品，且概略地了解了攝影史，她才終於知道自己最想追求些什麼。於是在大學畢業後，她便遠赴倫敦大學史密斯學院繼續攻讀碩士，主修攝影與城巿文化。雖然這個學位比較偏重於理論，卻為她開啟了以攝影作為藝術創作媒介的大門，促使她從社會學研究的視角去思考各種攝影題材。

從此以後，攝影就成為禹凡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她通過攝影來認識這個世界，與別人溝通，甚至藉著它來與自己和解。即使畢業後不一定以攝影作為職業，攝影肯定依然會構築起她的記憶和觀念，乃至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儘管她後來沒有成為一名全職攝影記者，她的工作和生活也注定是離不開攝影。

風格是資本主義概念

正如之前所述，禹凡作品中的概念、表達手法和創作題材都是源自一個整體，她只是通過直覺來追隨自己感興趣的拍攝題材，從沒刻意建構出一種脈絡和風格。禹凡認為風格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概念，是方便用作歷史建構和巿場營銷的標籤。反之，她對於自身的體驗和情感更感興趣，於是學會了透過攝影來認識自己，甚至通過作品來指涉攝影媒介本身。

最能突出這一點的是《MAKE ME BEAUTIFUL》（2018 - ）這個系列。在這輯作品中，禹凡既是攝影師，也是拍攝對象和觀眾——她一開始先拿著自己的肖像去了三十多間整容診所就診，讓那些自稱為「美麗設計師」的整容醫生們利用各種工具測量她的臉孔，在照片上畫上他們的診斷和建議，繼而提出許多具體的整容方案讓她挑選。與此同時，禹凡還拍攝了那些診所的室內景觀，並且在網上下載了一些個案在接受整容前的相片。其後，她把這些照片造成面具戴在臉上，再把照片上的面孔移除，又將自己的肖像照切割和重疊，試圖把其他人的經歷「移植」到自己的臉上。禹凡嘗試通過這輯作品對攝影師、拍攝對象和觀看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作轉化和顛覆，通過鏡頭捕捉醫療和商業之間曖昧的共存，同時探究一般人普遍存在的容貌焦慮，並且批判商業社會中被歪曲的審美標準。

《GHOST WORKERS》（2017 - 2020）是禹凡較早期開展的另一個攝影項目。這個項目以她成長的天津巿作為背景。天津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有著濃厚的碼頭文化和舶來文化，然而禹凡卻感覺她正在走向沒落，年輕人都被迫離開那裡，到北京和其他城巿尋找工作機會。儘管城巿的發展緩慢，與禹凡小時候的環境相比，那裡許多曾經盛極一時的工廠都消失了，早已被推倒並改建成高層住宅和商場。於是，禹凡便邀請她的父母，以及和他們一樣在二十年前左右下崗的工人，回到他們曾經工作過的工廠原址拍攝一系列肖像，以此表達社會經濟結構轉變對人所帶來的龐大影響。這輯作品具有明顯的社會紀實色彩，凸顯出禹凡的新聞學背景，和她與天津的深厚血緣，而對於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的觀眾而言，更具有發人深省的作用。

THINKING THROUGH MAKING

在攝影創作路上，禹凡表示對她帶來最大影響的人是她的母親。母親一直很支持禹凡的攝影興趣和事業，也很願意當她鏡頭下的模特兒，還會在拍攝後主動提供意見。有一次禹凡嘗試採用ARDUINO的平台來創作互動的電子作品，她馬上便想起母親的電子工程學背景 ── 她想如果母親是出生在這個年代，接觸到這些訊息和技術，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優秀的新媒體藝術家。

後來，禹凡利用熱像儀創作了《RETURN》（2020 - ）這個系列。初次接觸這部儀器時，她只是好像拿照相機一般拿著它來觀察這個世界，或者漫無目的地拍下身邊的人和事，直至在過程中發現這儀器具有記錄「此曾在」的功能。與不少藝術家一樣，禹凡曾經很迷信靈感和繆思，但是後來她發現沒有經過試驗的想法都會比較虛浮，因而變得更加相信THINKING THROUGH MAKING。在世紀疫症大流行的那段時期，她的外婆得了癌病，可能即將離家人遠去。禹凡覺得自己作為攝影師，應該為她多拍一些相片，將來為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些回憶，於是她便決定採用熱像儀來記錄外婆的生命，以及她在這個世界存在過的痕跡。直到外婆去世後，禹凡仍然繼續以相同的方式來拍攝自己的身體 ── 因為自己和外婆有著相同的血緣──以此作為一種紀念外婆的方式。當撫摸著這些充滿溫度的相片，她更感覺到自己與外婆比以前更加親近。

AI反映出人類偏見

我留意到禹凡喜歡對特定的攝影技術進行研究，也樂於把它們直接應用到藝術創作，例於《RETURN》便採用了紅外線攝影和熱像儀，《AUTOFOCUS》（2024）研究光學對焦的原理和應用了專業視光師採用的眼球測量儀，而《HOW FAST CAN I WALK IN THE DARKNESS（WITHOUT FALLING）》則是一次對於人造光源和長時間曝光的短時間實驗。然而禹凡的回應卻是，她很少探討攝影技術本身，即使它在當下的創作環境裡變得愈來愈重要，她真正關心的其實是這些技術如何被應用。例如她剛開始使用紅外線攝影機，是因為在2020年時中國內地很多公共場所都會使用它來對人體的溫度進行監測；她對自動對焦原理產生興趣，是因為她很想研究「眼睛」作為人體器官，以及以眼睛進行「觀看」這個生理和心理行為；她對於長時間曝光的嘗試，原來只是一次忽發奇想的遊戲而已。

儘管禹凡曾經接受正統的藝術及攝影訓練，她對於創新的AI影像生成技術卻並不抗拒，特別是對技術中的人性部份很感興趣。相對於一張由AI生成的難辨真假的完美圖片，她認為一張帶有顯著缺陷、錯誤百出的AI 圖片反而更加有趣，更加具有這個年代的技術特色。雖然不少人對AI技術抱持懷疑論，這種技術亦確實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版權和倫理問題，禹凡卻援引TED CHIANG在《THE NEW YORKER》文章〈CHATGPT IS A BLURRY JPEG OF THE WEB〉並指出，當拋開創作者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把AI的創作看作是一種集體檔案的壓縮文件，而且它們都會很誠實地反映出人類的偏見。另外，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嘗試運用AI技術，生成過去不曾存在的已故親人的相片或短片，禹凡對於這種做法也表示認同，因為無論這些圖像孰真孰假，至少都能夠為活著的人帶來一些慰藉，和調和他們內心的悲傷。

最後，我很想知道一個讀新聞學的視覺藝術家如何看待真相，她覺得真相在二十一世紀是否仍然重要？她這樣回應說：我覺得不論任何時候人類都會追逐真相，至少是自己認為的真相，而且當真相這個概念愈來愈成為偽命題的時候，更是如此。

Text：Will Chan

Photo courtesy of Lu Yufan